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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企業(yè)管理倫理學的特征范文

一、問題緣起:從要素分析到類型分析

儒家倫理推動或阻礙現代化的要素分析(elementaryanalysis)是分析評估儒家倫理的主流研究取向,這種要素分析,是一種將儒家倫理構成因素——拆解開來,作為單獨的社會因子對待,并據此觀察它的社會功能的研究方式。在方法的基調上,則表現為將這些拆解開來的倫理因子與西方倫理中相似的因子加以對照,再將二者在社會運作中的相似作用加以類比認證,最后判斷這些因子對社會進程的推動與阻礙作用,并由此推斷整個儒家倫理理論的功能如何及作用大小。無疑,要素分析對增進人們的儒家倫理的微觀認識有幫助。第一,發(fā)現了儒家倫理對個人品德的積極影響。近代早期那種以私德為惡否定儒家倫理的激進觀點,在此做出了修正。就儒家倫理強調個人注重德行修養(yǎng)(“一皆以修身為本”),保持高尚人格(“富貴不、威武不屈、貧賤不移”)、凝煉主體精神(“吾欲仁、斯仁至矣”)而言,是具有無可置疑的現代價值的。第二,確證了儒家倫理中有生長交易倫理、商業(yè)倫理的因子、近代早期那種籠統(tǒng)地認定儒家倫理的反商業(yè)性在此有所校正?？梢钥隙?儒家倫理強調的誠心實意(“正心誠意”),重視的利益居前(“先富后教”)、高揚的得之有道(“義以生利”、“見利思義”),完全可以成為現代化商業(yè)倫理的思想資源。第三,凸顯了儒家倫理在構成要素上的自我更新能力。近代早期那種認定儒家倫理至明清已徹底僵化的觀點被否證。

但是,要素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有相當局限的。首先,局部不能代表整體。無論對儒家倫理的各構成因素能夠促進現代化做出了多么可靠的論證,都不能證明儒家倫理整體上有相同功能,因為,整體不等于是部分之和。其次,微觀意義不足顯示宏觀意義。微觀分析只能是一事實描述與一價值肯認的排列組合,盡管可收“小中見大”之功,但是,卻無法以此事實與彼意義作任意配對,這就限制了說明儒家倫理的社會功能的開闊視野。比如,無論怎么證明儒家倫理重視個人修養(yǎng),也不足以說它可以導向每個人的入世苦行,從而推動資本主義(商業(yè))的發(fā)展。再次,類比性的要素分析無法避免牽強附會。當人們總是以西方倫理的某一因子已發(fā)生的近代功用為參照系,去刻意爬梳中國社會歷史中儒家倫理某一相似因子的作用,其可信性大值疑慮。就此而言,類型分析(typologicalanalysis)就顯示出獨特的價值。類型分析矚意于理想類型(idealtype)的建構。理想類型的建構要求,把歷史生活的特定關系和事件集合為一個復合體,而關系和事件是具有內在一致性的體系,從而顯示出這一復合體的“典型性”;同時,為說明這一復合體的“個體歷史”,應將關系與事件的因果分析放置于客觀可能性的探討中,遵循經驗規(guī)則。在此方法指引下,建構理想類型實際就成為建構社會行動類型,此中以目的態(tài)度為指引方向的行動范式,又直接以價值為取向。而那些要素性的個別事件和關系的分析,也就不足以說明問題。

馬克斯·韋伯(MaxWeber)正是在此方法的引導下,分析某一倫理類型與資本主義發(fā)生關系的。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指出,從單個因素上考察,西方發(fā)生資本主義的幾乎所有要素,其余地區(qū)也都具備。但從事件與關系的內在一致性上分析,各文明古國的科學未達到社會普遍認同,未生成普遍應用的公理系統(tǒng),中國的史學、印度的政治思想、西方以外的音樂藝術、建筑、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權力機制,都不如西方那么嚴密、合理。西方獨具神秘觀照、經濟生活、技術、科學研究、軍事訓練、法律和行政機關的理性化特征,尤其是能夠采取理性化行動類型的社會精神氣質——新教倫理的禁欲主義,構成了資本主義的復合性發(fā)生機制。1而在中國,之所以未能開出資本主義這個經驗性成果,則與儒家理性地適應此世的倫理觀相關。儒家維護現存社會,主張中庸之道,重視血緣關系、剝奪統(tǒng)一人格的追求,從而限制了理性的成長、職業(yè)的分途、勞動的合理組織與計算,外加道教的遁世觀念的影響,以及有效率的貨幣制度的缺乏,家產官僚制的低效率行政體系、血緣體系的超法律運作,城市行會的非獨立性,使資本主義無以在中國發(fā)生。[2]

馬克斯·韋伯的類型分析,相比于前述的要素分析,信度有相當的增強:一是以復合體看待倫理與社會的互動,克服了要素分析以局部證整體的局限;二是透過經濟現象,在其背后尋找出支持某一經濟行為類型的精神氣質,克服了要素分析難以抓住問題實質的弱點;三是理論判斷與經驗事實有著完全的一致性,可以解釋資本主義在西方發(fā)生的必然,和在中國發(fā)生的不可能性,克服了要素分析不能說明中西同具某一條件為何西方發(fā)生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中國卻未曾發(fā)育而出的缺陷。

但韋伯的類型分析因為三個契機受到挑戰(zhàn):一是所謂工業(yè)東亞興起的儒家倫理擔負了動力作用的“歷史事實”;二是中國近古史研究中因對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的關系的再考察,“證明”了韋伯判斷的不成熟性;三是西方學者以反歸納重演繹的歷史研究方法上對韋伯的類型分析進行了批判(尤以卡爾·波普carlpopper認為韋伯的類型分析未被證實為代表)。第一方面引出了儒家倫理不僅可以是規(guī)范型的,也可以是管理(應用)型的論斷;第二方面引出儒家倫理自身可以生長出管理(應用)倫理,從而推動以合理化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的成長觀點;第三方面則為之提供了方法支撐。

為此,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就是有益的:若儒家倫理既可以是管理的又可以是規(guī)范的倫理體系,那么,資本主義在中國發(fā)育的倫理動力就不匱缺。反之,儒家倫理就只能是著力于人倫關系調節(jié)的古典規(guī)范倫理體系,無以對資本主義的合理勞動組織產業(yè)推進作用。

二、理論狀態(tài):從規(guī)范體系到生成機制

儒家倫理理論自身,是一典型的規(guī)范倫理體系,它不是關注現代工業(yè)工藝流程的合理組織的管理倫理學。規(guī)范倫理學關注的是我們應當做什么。在理論主題上,它圍繞三個中心問題:一是道德品性善惡的分辨;二是社會應該如何組織;三是事物與經驗內在價值的期望性。[3]在論述問題的方法上,著重于應當、絕對、命令的語式。換言之,在處理價值與事實的關系上,它更重視價值的優(yōu)先性,常常直接陳述是非善惡好壞。就此而言,儒家倫理雖難稱為系統(tǒng)的規(guī)范倫理學,但確實可稱為典型的規(guī)范倫理體系。

首先,從儒家倫理的理論主題上來看,它所依存的,正是上述三個方面。

第一,在道德品性的善惡分辨上,儒家倫理圍繞著三個問題展開自己的理論蘊涵。一是人性善惡問題;二是善性推展的依據問題;三是存善祛惡的根本方法問題。人性善惡問題是儒家倫理發(fā)展史中貫穿始終的問題。在其早期孟子認為,人們之以能做出一些善舉,比如“見孺子入于井”而救助,“叔子見嫂溺于井而援之以手”的權變,是因為人們心中自能判斷或自據善性,“舉凡同類”皆具“不忍人之心”,這“不忍人之心”正是良心善舉的人性根基。天性而善使人們自然知道愛人(仁),助人(義)、讓人(禮)、自制(智),從而劃分出行為的善惡界域。而且,善性良心作為“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東西,更形強化了人識別善行的內在可靠性。孟子的立場,之后更為宋明理學家所堅守和擴展。

就善性的推展而言,儒家倫理在強調個體自身的自動性(有善性必有善行),自主性(有善心必表現善行)的基礎上,更指出了由已及人的向外推展,也依據于對良心(善性善行)的共鳴。孟子特別注重“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態(tài),樂莫大焉”的德性自我主宰,這與孔子注重的“吾欲仁,斯仁至矣”的主體欲善而必善的立論完全一致。同時,孔子認為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與“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論語:顏淵·雍也》),則表現了善性推展,基于人性以善性的共同要求上的立場,人已相關的善良之舉內在地根植于天性而善的共同人性要求。

正因為如此,人能夠堅守善性堅行善舉,也就與他能夠在萬端頭緒中辯識出或體察出何為善何為惡緊密的聯系在一起。于是,道道的行為抉擇,其實也就是一個存善祛惡的道德辨析問題。宋明理學家特別強調的道德問題,“存天理,滅人欲”,就鮮明地體現出儒家倫理對善性善行呵護問題的極度重視。

第二,在社會應該如何組織上,儒家倫理對組織的倫理原則和組織的理想范式進行了殫精竭慮的思索。儒家倫理對社會組織的關注,較為忽略它的利益基礎,而非常重視它的倫理原則,尤其強調以人的善良品德與善良行為的培養(yǎng),去營造一個良性的社會環(huán)境,以求為社會的道德化提供一個良性氛圍,促成每個人德性的完善。這一觀念的展開歷程是這樣的:先認定人的行為是受德性驅動,而不是受利益支配的,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是也;其次確認社會組織只須依靠道德法則即足以保證其順利運轉,所謂“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再次肯定社會組的最高道德原則就是培養(yǎng)道德完善的個體,而這類人物是不為物質利益所動地踐行倫理規(guī)范的,所謂“孔顏樂處”(“居陋巷,一殫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而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是也,三個層面次第推進,逐級提升,終于將社會組織的原則凈化為純粹的倫理規(guī)則。在這一原則的引領下,儒家構想出的理想社會也就是一個十足的倫理王國。倫理王國的最理想狀態(tài)便是人皆具為公之心為公之行的高尚道德情操的“大同”。

第三,對事物與經驗的內在價值的可期望性來講,儒家倫理非常注意無條件善性的至上價值。一方面,養(yǎng)成“浩然之氣達到“至大至剛”,臻于完美的境界。另一方面,在道德踐履的活動中,對那“一念不善”,須“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際”(《全書》卷二《答陸原靜書》),由此才能“做個人”。倘若不將無條件的善的知識與行善的能力呵護住,那么,惡的肆虐就難以避免,“心中賊”“山中賊”勢必橫行。

很顯然,儒家倫理的討論主題完全是規(guī)范倫理學范圍內的。相反,對管理倫理學的主題則沒有涉及。管理倫理學主要圍繞的中心議題,是企業(yè)管理中,道德因素是如何轉變?yōu)閯趧由a率的。并由此引申出一系列重要主題:諸如人際關系與勞動生產率的微妙關系,管理者與企業(yè)、社區(qū)、用人道德與權力的關系,管理過程中的原則、規(guī)范和范疇的體系,以及管理者的職業(yè)道德評估方式。[4]管理倫理學的研究主題,指向的目的明顯地是:合理地組織勞動,以理性地利用道德動力提高勞動生產率。

其次,從上述分析可見,儒家倫理論述的道德規(guī)范,表現出強烈的應當性(oughtto),絕對性(absolute)和命令性(obligation)。在儒家倫理的視界中,道德的善是不容商議和思量的最高最后規(guī)范。而積德行善也不能假借任何外在功利(尤其是物化性質的)支持,去做善事踐履善的規(guī)范純然是道德命令,而絕對不是道德勸諭。因此,道德價值也就成為至上的、中心的價值觀念,并且超逾現實事實世界,一切偏離道德軸心的思慮與行為都是惡的。相反,管理倫理學處理道德問題時,則表現出鮮明的功利性(materialgain)、相對性(relativity)和商談性(discourse)。管理倫理學是為提高勞動生產率服務的,因而分析道德問題不只是為了道德的理由,更主要的是為了獲得更多的物質產品。因此,對道德問題的關注,勢必對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道德互動關系極度重視,而不能單純地以已度人,對話協商溝通等商談的倫理行為規(guī)則在其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無條件性和有條件性,劃分出儒家倫理和管理倫理學的界限。并且,儒家的倫理中心主義導致一切社會要素的倫理化,使倫理成為固化現世社會的封閉架構(Closedstruc-ture),而管理倫理學促進倫理要素與社會各要素的健康互動,營造成一個改進現存社會物化狀態(tài)和精神構成的開放系統(tǒng)(opensystem)?？梢?作為古典規(guī)范倫理學的儒家倫理,是內在地不具備管理倫理學功能的。

當然,從一般倫理學理論的邏輯關系上來講,管理倫理學作為應用倫理學的一個分支,它是規(guī)范倫理學應用于實際的道德問題的理論成果。[5]因此可以說,儒家倫理理論盡管在類型學上歸屬規(guī)范倫理學,但它并不先天地缺乏應用于合理地組織勞動的管理倫理的處理能力,只要外部條件具備,儒家倫理是可以搭起規(guī)范倫理與管理倫理間的橋梁的。但是,理論假設依靠經驗事實證成。儒家倫理生成的原有基礎,并不具備發(fā)揮管理倫理功能的外部條件。

儒家倫理文化的社會學分析告訴我們,古代中國的社會文化土壤,只能供給儒家思想家們建構規(guī)范倫理學體系的各種條件。作為一個身份社會,古代中國的社會結構是由血緣關系的親疏凝結而成的。尊卑貴賤,由老少長幼遠近親疏所注定,不容許個人選擇的自由,而“血緣是穩(wěn)定的力量。在穩(wěn)定的社會中,地緣(乃至業(yè)緣——引者加)不過是血緣的投影,不分離的?！盵6]正是因為如此,儒家倫理盡管在一般倫理規(guī)范的申述中強調“泛眾之而親仁”(《論語·學而》),但是,從事父以孝,故忠可移于君”的社會倫理規(guī)范上看出,也能夠從孔子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論語·子路》)的主張中覺察。作為一個鄉(xiāng)土社會,古代中國人全靠農業(yè)謀生,“粘著在土地之上”,從而造成了人和空間關系上的不流動,人和人在空間排列關系上的孤立和隔膜,由此,那為增加效率的合作消逝了,人們之間的協作只不過是基于血族情感的助人為樂罷了,作為思維方式上的籠統(tǒng)特性,分析問題時的定性方法,以及從原則到問題的演繹邏輯,則阻塞了倫理思路通向分析化、精確化、定量化、歸納統(tǒng)計。因為,在一個以應當、好壞(是非、善惡)、普遍原則為尚的社會里,人們在思考問題時,當然會相對忽視各種問題的具體條件性,無視各類問題的精確測定與數量關系,更不用說概率統(tǒng)計了。這恰恰使合理的勞動組織最需要的資源處于匱乏狀態(tài),既抽掉了倫理思維趨近健全的動力,也喪失了現實社會合理組織的倫理動力。更為關鍵的是中國社會的基層結構是一種差序格局,是由一根根私人聯系所結成的網絡,自食其力成為每個人生存的基本狀態(tài),很少感到需要伙伴,與別人發(fā)生關系總是后起的和次要的,并不需要經常的和廣泛的團體。這種社會能夠獲得廣泛認同,因而具有極強倫理感染力與影響力的規(guī)范也就是私德規(guī)范。如孔子所說的“克已復禮”,或“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禮記·大學》)而管理倫理學的生成土壤則不同。職業(yè)社會、工業(yè)機制、分析思維、定量核算、歸納方法、公共道德等西方社會要素為管理倫理學的發(fā)生及發(fā)揮作用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職業(yè)社會是超血緣的。在職業(yè)社會中,人們的勞動僅有分工的不同,而無貴賤的差異,固有的血緣世襲傳統(tǒng)不對現存工作起保障作用。而職業(yè)的分化日益復雜細微,更推動社會合作向緊密的方向發(fā)展,使人與人之間的往來更具繁復性,單純依賴人際情感已不足維持相互間的權利和義務的平衡。因此,人們需要以契約的方式清楚地規(guī)定各自的權利與義務,以貨幣為媒介的精密計算成為合理化行為的標志之一。這就勢必要求倫理學為每個人的公平發(fā)展提供論證,要求管理者為每個被管理者提供合乎道德的發(fā)展機會。

工業(yè)機制,則將生產按需要區(qū)分為細微而具體的生產流程,這種機制,自然地要求倫理學注重企業(yè)管理過程中的人際關系,管理者的道德狀況,管理過程中人—物的關系、管理者本人與企業(yè)、與社區(qū)的關系。工業(yè)化成為管理倫理學發(fā)生與發(fā)揮作用的最強、最直接動力。同時,隨工業(yè)發(fā)展而倍增的物質財富和新鮮事象,隨科學分門別類對自然現象的入微研究,隨統(tǒng)計手段的日益精確和完善,分析思維取代了綜合(籠統(tǒng))思維、粗略統(tǒng)計被定量核算所代替,演繹方法日漸走向歸納方法,這既為倫理學走向精確的元倫理學提供了動力,更為倫理學進入工業(yè)企業(yè)管理的領域開辟了新境地,當然也就為整體管理活動的優(yōu)化提供了倫理動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式的工業(yè)(職業(yè))社會,其基層結構是一種團體格局。在這種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觀念建立在個人——團體的關系上。團體格局以籠罩萬有的神為賞罰的裁判者,公正的維持者、全能的保護者。管理者作為神的代言人,也只能依循公正原則行事才能保有人資格。這樣,權利觀念產生了。為防權利濫用,憲法誕生了。國家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公民以盡公德為國盡忠。于是,公共道德成為主流德性規(guī)范。這無疑推動了思慮公眾人物的管理者的道德規(guī)則的管理倫理學的誕生與發(fā)展及發(fā)揮強大作用。綜上觀之,儒家倫理的生長均不具備這些條件,因而,它打不通規(guī)范倫理學走向管理倫理學的渠道。

三、類型轉換:從傳統(tǒng)倫理到現代倫理

根據韋伯的類型分析法,對儒家倫理的類型特征:它自身要素的內在一致性,它與生成自身的文化土壤互動的復合性進行了剖判,從而得出了儒家倫理屬于規(guī)范倫理學類型的結論。從中可見,儒家倫理之所以不能擔負管理倫理的功能,既不是儒家思想家們主觀上愿意不愿意的問題,也不是儒家倫理客觀上能不能夠承當這一任務的問題,而是傳統(tǒng)中國社會需不需要儒家倫理發(fā)生這種作用。社會的需要注定倫理的功用。古代中國最強地抑制了儒家倫理管理功能的發(fā)生與發(fā)揮作用。這無疑支持了韋伯對儒家倫理功能的判斷。

但韋伯的判斷畢竟有來自兩個方向的批評與修正。一是純粹方法論的批評,此點較偏離本文的主旨,故略而不論。另一是以“經驗事實”為基礎的為儒家倫理進行的辨護。這一辨護,又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從儒家倫理的自我修正已在其古典時段的晚近階段(明清)顯現出推動合理化組織勞動的商人精神,力證儒家倫理可以發(fā)揮其組織、優(yōu)化現世社會和工藝流程的功能;另一是從亞洲四小龍的工業(yè)進程中,發(fā)現了儒家倫理對工業(yè)企業(yè)管理的獨特價值,從中概括出所謂“儒家資本主義”,把儒家倫理視為與新教倫理功用相同而表面征象相異的管理倫理體系。前者,以余英時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為代表;后者,以杜維明的《新加坡的挑戰(zhàn)》、《儒家第三期發(fā)展的前景問題》為典型。而前者,則鼓舞了儒家倫理自發(fā)內生地生長管理倫理功能的觀點持有者;后者,則掀起了儒家倫理是為了工業(yè)東亞騰飛的的直接動力的思考熱潮。很明顯,前者歷史學維度的論評,后者道德社會學的分析,都試圖直接或間接地修正韋伯對儒家倫理的斷語。如果說這種修正既合乎儒家倫理的自身構成狀況,又合乎儒家倫理在所謂工業(yè)東亞進程中實際發(fā)揮作用的情形,那就值得充分肯定。余英時的分析,[7]不乏精彩之處。對于韋伯《中國宗教》一書中對儒家倫理的諸多斷定有正確的修正。但從整體上說來,余英時的方法是有疵漏的,他是想以自己的要素分析去挑戰(zhàn)韋伯的類型學結論。其實,不論中國中世宗教的轉向如何,新儒家倫理有何異動傾向,以及商人觀念、商人地位、商人自覺狀態(tài)產生了什么變化,事實上都未能觸動儒家倫理作為古典規(guī)范倫理學的固有結構,也未能校正中國社會超穩(wěn)定的傳統(tǒng)農業(yè)社會結構。換言之,要素上的些微變化并未曾導致類型上的轉換。同時,余英時的例舉典型性是不足夠的。新儒學的轉向很難說已走到了此世與彼世二元對立的地步,并能導出以彼此改造此世的倫理思路;另一方面,即使同意余氏說的宋明時商人倫理正趨形成。但至清朝時卻發(fā)生了歷史的中斷、且不論余氏所舉大多為儒學非主流人物的見解,或為政治失敗作文化苦思的山中作家的觀點?？梢?余氏所說,只有要素修正的局部意義。

杜維明力圖對工業(yè)東亞的興起背后的倫理動力進行揭示[8],無疑可貴。但是,他的論證是不充分的。其一,資本主義的發(fā)生方式確允許有形式上的差異,但卻無實質上的區(qū)別,以合理組織勞動謀求更高利潤為實質的資本主義只能是西式的。目前尚難稱別具本質的“儒家資本主義”新類型的出現。其二,工業(yè)東亞的企業(yè)精神與儒家倫理的關系,一則不如杜氏所說的那么具有張力,二則具有在西方影響下前者先期發(fā)生而后者相輔而行的時間邏輯順序。并且,缺乏了西式制度的根本性作用,儒家倫理對工業(yè)東亞的起飛便不可能有任何積極作用?？梢?“儒家倫理自身擔負不了管理倫理的功能”仍能成立這種類型性作用(結構上的)絲毫不為某種特殊的要素性作用(功能上的)所動搖與修正。當然,余杜及波普的批評,倒促使我們去思考:儒家倫理如果能夠在結構上發(fā)生轉換。并在內外部機制上接受根本性改造,是否可以發(fā)生類型上的轉換,從而由規(guī)范倫理的層面落實到管理倫理的應用層面。

如果下述兩方面的修正能夠成功,那么如上假定就可以證成。第一,儒家倫理理論自身結構的改造。這種改造需從兩個角度著手。一是轉換致思主題,將抽象的善惡分辨的一般倫理思考,調整為公正問題的探討,從而尋找一個結合規(guī)范倫理與管理(應用)倫理的內在視點。另一方面,在社會組織原則上,將單一的倫理規(guī)范,豐富為倫理——利益規(guī)則,從而能夠從倫理理論的角度尋求機會公平、分配公平的解決之道。并將入世苦行,勤儉誠實,個人——團體關涉性、分工——合作互動性、權利——義務的辯證性、市場——道德制約性注入社會組織的逆轉之中,使儒家倫理的視域最大地拓寬,從而為社會的合理化組織提供最充足的倫理資源。再則,在事物與經驗的內在價值的可期望性上,將善自身的價值確認,逆轉為相對功利化的價值標準,引入功利主義的兩重價值,一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與快樂)”(utilitarianism),二是合理地獲得最大量的物質財富(materialgain),從而,既為道德價值奠定現實感召力,又為道德價值的超越性提供保證。

從另一角度看,儒家倫理在道德語式上,要結合應當與功利,絕對與相對,命令與商談,從而,為規(guī)范倫理的強勢存在狀態(tài)轉化為管理(應用)倫理的常態(tài)存在提供余地。

第二,儒家倫理對作用于已和反作用于彼的外部機制加以徹底改造。這一改造有四個切入點。其一,為儒家倫理的合理運作提供良性的政經因素。政治是模塑道德的最強有力之手,而道德通過對政治運作的影響發(fā)生對社會的最有力作用。傳統(tǒng)政治的家國同構,依賴于血緣關系,固化身份社會結構,強化了社會的非理性定勢。而現代政治的普遍社會性,強化了職業(yè)社會結構,政治自由保障每個人的權力不受任意侵犯,政治民主保證每個人平等地參與社會生活,從而推動人們理性地思想與行為。現代政治是保證儒家倫理承當管理功能的基礎。另一方面,現代經濟構成了道德變遷的最直接動力,而道德也通過對交易倫理、商人精神的影響,對社會發(fā)生最廣泛的作用。傳統(tǒng)的小農經濟,其自給自足性強化了道德覺醒的有限性,強化了對現存生存狀態(tài)倫理狀況的依附性,只有市場經濟,才打破了封閉自足的經濟結構,推動著普遍的交往、理性的交易、合理的計算,精確的統(tǒng)計,從而推動道德理智的成長。市場經濟是唯一可以促進儒家倫理進入管理領域的經濟形式。其二,將儒家倫理的外部作用方式由單純的道德命令調整為道德的操作性指令。這一方面是指道德思維方式的變革,改籠統(tǒng)思維、定性考察、演繹方法為分析思維、定量核算、歸納方法,為人們清晰把握道德原則提供條件。另一方面則是指,將道德的一般命令分解為針對道德一般問題和管理情景的不同層次或維度,使其可以成為具體的游戲規(guī)則,從而為合理的管理活動提供可靠的倫理動力。其三,打破道德理想主義和倫理中心主義的格局,為道德與社會其他要素的互動提供可能。道德理想主義將倫理道德為至上價值,帶有強烈的烏托邦色彩,因而難以融入現世社會并充任實際游戲規(guī)則;而倫理中心主義則將倫理道德視為一切事務的處理準則,帶有將一切社會要素同為倫理道德的傾向,因而模糊了各個社會要素的獨立作用特性。儒家倫理正是由于兩種主義的制約,無法從規(guī)范層面下降至應用層面,因此,打破兩個主義的固有格局的意義不言而喻。其四,將儒家倫理的原結構分化,而將有效用的那些要素付諸管理實踐,以求建立起儒家管理模式的工業(yè)化實踐范型。自然,這一實踐范型,既不是工業(yè)管理被套入儒家倫理,也不是儒家倫理被肢解為新教倫理的已有功能的注腳,而是將儒家倫理的一般原則、規(guī)范與工業(yè)流程的要求有機組合,凸現出儒家倫理自身具有的獨特管理功能,形成促進工業(yè)化推動合理勞動組織,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儒家管理倫理學。

就兩個方面而言,儒家倫理理論的自身改造是內部結構的修正,而儒家倫理外部作用的條件的改善則是其發(fā)揮管理功能的前提,只有兩個方面同時成功,儒家倫理才能蛻去其古典規(guī)范倫理學(traditionalnormativeethics)的外衣,而轉換為現代管理倫理學(Mordernadministrativeethics)。這種類型轉換的完成,才可以使儒家倫理顯現出現代活力:規(guī)范與應用,一肩而二任。

注釋:

1參見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4—19頁。

2參見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278頁。

3參見艾倫·沃格斯:《倫理學要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頁。

4參見嚴綠華等主編:《管理倫理學》,上海交大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頁。

5參見艾倫·沃格斯:《倫理學要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頁。

6參見:《鄉(xiāng)土中國》,三聯書店1985年版。

第2篇：企業(yè)管理倫理學的特征范文

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理論一直受到“休謨命題”的影響。西方哲學家，也是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大衛(wèi)·休謨，在《論人的本質》一書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哲學命題，即“一個人不能從是中推論出應該是”，這就是所謂的“休謨命題”。休謨依據“是——應該是”的二分法的區(qū)分，對本來存在密切關聯的事實領域和價值領域之間，來了個一刀切的區(qū)分，因此，被人們喻為“休謨的鍘刀”。因此，西方經濟學圍繞經濟學的研究要不要或說應該不應該涉及倫理道德和價值判斷的問題，展開了長期而又激烈的爭論。實證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學派，他們強調經濟學不是倫理學的“奴婢”或附屬品，認為經濟學主要是研究經濟發(fā)展過程的客觀規(guī)律，而不是制定或實踐道德規(guī)范，同時，作為市場經濟行為主體的人，也是一種“純經濟動物”，因此，經濟學家無需重視“道德關懷”。

規(guī)范經濟學，作為西方經濟學的異端學派，他們批評主流經濟學派對道德的“遺忘”，強調經濟學不可能擺脫道德的“糾纏”，不可能離開倫理道德原則和回避價值判斷。如新劍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夫人和當代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岡·繆爾達爾等，認為實證經濟學與規(guī)范經濟學之間并不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經濟學決不可能是一門“純粹”的科學。

那么，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可以溝通的橋梁又是什么？或者說兩者之間的交匯點在哪里？這也正是我們探討經濟倫理學的切入點。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一書中對這一問題作了有益的探索。喬治·恩德利教授在《面向行為的經濟倫理學》一書中指出：“他（指阿馬蒂亞·森，作者注）在倫理學和經濟學兩方面的學術成就都是杰出的。而且，他非常精細地探索了兩者之間的交匯處，建立了一些橋梁，這些橋梁使得不同的觀點彼此之間更有意義。”約翰·勒蒂奇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一書的前言中這樣講：“對于那些關心當代經濟學與道德哲學之間的經濟學家、哲學和政治學家們來說，這本書可謂是一個思想‘寶庫’?！薄霸谌碌囊饬x上，他闡述了一般均衡經濟學能夠對道德哲學分析所做出的貢獻，道德哲學和福利經濟學能夠對主流經濟學所做出的貢獻?！?/p>

1.阿馬蒂亞·森首先論證了經濟學與倫理學這一嚴重分離，以及這一分離如何鑄就了當代經濟學的一大缺陷。阿馬蒂亞·森認為，隨著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隔閡的不斷加深，現代經濟學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貧困化現象。揭示這一隔閡的本質，就顯得特別重要。他認為必須澄清兩點：一是正確認識和評價“工程學”方法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問題?！肮こ虒W”的探索主要專注于邏輯的問題：在一些非常簡單的行為假定中，為了最大效率地達到從別處給定的目標，一個人應當選擇什么手段。正是由于“工程學”方法的廣泛應用，使經濟學可以對很多現實問題提供較好的理解和解釋，因為經濟學中確實存在大量需要關注的邏輯問題，即使在狹隘解釋的非倫理人類動機觀和行為觀的有限形式中，這些邏輯問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的解釋。如一般均衡理論所研究的是市場關系中的生產和交易活動，雖然這些理論非常抽象、簡單，而且對人類行為的看法也非常狹隘，但是，它們畢竟使我們對社會相互依賴性本質的理解更加容易了，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同時，他還認為，即使那些回避了倫理考慮的、極為狹隘的行為動機描述，也有助于我們對經濟學中許多重要的、社會關系本質問題的理解。也就是說，他并不認為，“沒有倫理考慮的方法就必定使經濟學失效”。但是，他所強調的是，“經濟學，正如它已經表現出的那樣，可以通過更多、更明確地關注影響人類行為的倫理學思考而變得更有說服力，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列舉經濟學已經取得的成就和正在進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需要澄清的第二點是，由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不斷加深的隔閡所造成的損失具有兩面性。因忽視“倫理相關的動機觀”和“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而給經濟學所帶來的損失；經濟學中的“工程學”方法，也是可以用于現代倫理研究的，因此，兩個學科的分離，對于倫理學來說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2.經濟行為和動機。阿馬蒂亞·森指出，“理”假設在現代經濟學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認為，即使標準經濟學關于理的描述被認為是正確的，從而被人們普遍接受，也不一定意味著人們一定會實際地按照其行為。因為現實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人的行為動機也是多樣的。他說，一種理性觀會承認其他行為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最終目標和約束條件被充分認定，理假設自身也不足以把握某些‘必需的’的實際行為；必須把理等同于實際行為（無論理如何定義）的問題與理的內容問題加以區(qū)別，這兩個問題雖有聯系，但它們之間的差別還是相當大的。這兩個特征在標準經濟學中，實際上是作為一種補充的方式被使用的。通過一個共生的過程，這二者都被用于描述人類實際行為的特性：(1)把理等同于實際行為；(2)以一種相當狹隘的方式限定理的性質。

一般來說，在主流經濟學中，定義理的方法主要有兩種：第一個方法是把理性視為選擇的內部一致性，第二個方法是把理性等同于自利最大化。這里的一致性指的是選擇和目的的一致。在他看來，理必須要求一定的一致性，但是，一致性自身并不是理的充分條件。因為選擇是否具有一致性，不僅取決于我們對這些選擇的解釋，而且還取決于這些選擇的某些外部條件，如我們的偏好、目的、價值觀和動機。

定義理性的第二種方法是自利最大化。理性的自利解釋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在好幾個世紀中，它一直是主流經濟學的核心特征。自利理性觀意味著對“倫理相關”動機觀的斷然拒絕。阿馬蒂亞·森對此作了有說服力的批評。他說：“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現實的可能是一個錯誤；但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理性的要求則非常愚蠢。”日本市場經濟在生產效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曾經被當作是自利理論的證據，但是一個自由市場經濟的成功根本不可能告訴我們，在這樣的經濟中，潛伏在經濟行為主體背后的行為動機到底是什么。事實上，有大量的經驗證據表明，責任感、忠誠和友善這些偏離自利行為的倫理考慮在其工業(yè)成功中發(fā)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想著重提出的是，說自利行為在大量的日常決策中不起主要作用肯定是荒誕的。事實上，如果不是自利在我們的選擇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經濟交易活動就會停止。真正的問題應該在于，是否存在著動機的多元性，或者說，自利是否能成為人類行為的惟一動機。這里，他觸及到了一個人們似乎都知道但尚未徹底澄清的大問題，即對亞當·斯密提出的追求個人利益的“經濟人”的重新討論。

長期以來，亞當·斯密被不少經濟學家尊崇為自利的“宗師”，但這與他實際提倡的正好相反。在討論自利行為問題時，區(qū)分以下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人們的實際行為是否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如果人們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們能否取得某種特定意義上的成功，比如這樣一種或者那樣一種的效率。這兩個問題都與亞當·斯密有關。因此，人們常常引用亞當·斯密關于自利行為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觀點。事實上，并沒有證據表明他相信這兩個命題中的任何一個。首先，同情心和自律在亞當·斯密的善行概念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如他所說，“根據斯多葛學派的理論，人們不應該把自己看作某一離群索居的、孤立的個人，而應該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一個公民，是自然界巨大的國民總體中的一員”，而且，“為了這個大團體的利益，人們應當隨時心甘情愿地犧牲自己的微小利益”。“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熱心公益是最有益于他人的品質”。但在擁護亞當·斯密關于自利以及自利成效的經濟學家們的著作中，亞當·斯密的“同情心”不見了。斯密看到的，也是任何一個人都能看到的，大多數人的行為確是受自利引導的，其中一些行為也的確產生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在論述市場中，正常的交易活動為什么會發(fā)生？如何被完成及為什么會有分工等，斯密強調了互惠貿易的普遍性，但這些并不表明，對于一個美好的社會來說，對于挽救經濟來說，他并沒有滿足于建立在某種單一的動機之上。他曾指責伊壁鳩魯試圖把美德視為精明，并斥責某些“哲學家們”試圖把所有事情都簡化為某種單一的美德。通過上述分析，阿馬蒂亞·森認為，在現代經濟學的發(fā)展中，人們對亞當·斯密關于人類行為動機與市場復雜性的曲解，以及對他關于道德情操與行為倫理分析的忽視，恰好與在現代經濟學發(fā)展中所出現的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分離相吻合?！皩嶋H上，道德哲學家和先驅經濟學家們并沒有提倡一種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現代經濟學家把亞當·斯密關于人類行為的看法狹隘化了，從而鑄就了當代經濟理論上的一個主要缺陷，經濟學的貧困化主要是由于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而造成的?！?/p>

3.經濟判斷和道德哲學。阿馬蒂亞·森在依據人們對福利經濟學與預測經濟學不同關注程度上的分析，指出經濟判斷與道德哲學相通的方面和不同的方面。在古典經濟學中，本來并不存在福利經濟學和其他經濟學研究的嚴格界限，后來，隨著對在經濟學中所使用的倫理學的懷疑不斷增加，福利經濟學變得越來越不明朗了?，F代福利經濟學的標準定理是建立在一個結合體中，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追求自利的行為假設；二是一些以效用為基礎的社會成就判斷準則。傳統(tǒng)福利經濟學準則曾經是簡單效用主義者的準則，即判斷成功與否的依據是效用總和，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東西都不具有內在價值。由于離開了倫理分析，這些理論顯得非常膚淺和狹隘。在19世紀30年代，以羅賓斯為代表的一些學者激烈批評個人之間的效用比較，認為這是“規(guī)范的”或“倫理的”考慮，是沒有意義的，從此，福利經濟學走上了更為狹窄的道路。隨著反倫理主義的發(fā)展，福利經濟學拒絕了個人之間的效用比較，剩下的準則，只有帕累托最優(yōu)了。

帕累托最優(yōu)是經濟學家們普遍認同的一種對經濟運行理想境界的經濟學描述，這是由19世紀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用嚴密的邏輯和數學方式作出的。帕累托深受英國功利主義哲學的影響，它認為功利主義創(chuàng)始人邊沁提出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福利”的原則，也是經濟學家應該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帕累托最優(yōu)中，資源和財富在每一種用途和每一個人之間實現了最優(yōu)配置，社會福利實現了最大化，以致沒有人愿意改變這一狀態(tài)。帕累托最優(yōu)有時也被稱為“經濟效率”。阿馬蒂亞·森認為，有時這種稱謂是恰當的，因為帕累托最優(yōu)所涉及的僅僅是效用范疇內的效率，而不重視效用分配方面的考慮。這一術語又是不幸的，因為這里分析的焦點仍然是效用，這是早期效用主義傳統(tǒng)留下的遺產。那么，在為福利經濟學所限定的狹窄范疇內，由于帕累托最優(yōu)成為判斷的惟一準則，追求自利的行為成為經濟選擇的惟一基礎。他進而揭示了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將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市場均衡結果與帕累托最優(yōu)聯系起來，深刻地描述了價格機制運行的規(guī)律，清晰地說明了建立在人們追求自利基礎上的貿易、生產和消費的互惠本質，解釋了市場機制中的有關的主要經濟關系。所以，盡管帕累托最優(yōu)有著普遍的重要性，但這一準則僅是評價社會成就的一個極有局限的方法。就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的意義，他特別提出有一點需要澄清。關于總體社會最優(yōu)必須是帕累托最優(yōu)的理論基礎是，如果某一種變化有利于每一個人，那么對于這個社會來說它就必定是一個好的變化。在一定意義上，這一概念是正確的，但是要明確地把效用與利益區(qū)分開來卻是不容易的。相反，如果利益被解釋為效用之外的其他東西，那么，帕累托最優(yōu)——用個人效用來定義——不僅不是總體社會最優(yōu)的充分條件，甚至連必要條件也不是。這些分析表明，帕累托最優(yōu)在福利經濟學中的神圣地位是與功利主義在傳統(tǒng)福利經濟學中的神圣地位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比如，對權利概念的理解也是這樣，這是經濟理論中常常涉及到的，如自然稟賦、交換和契約都會涉及到不同類型的權利。然而，在功利主義的傳統(tǒng)中，這些權利只是被當作獲取其他東西的工具，尤其是當作獲得效用的工具。也就是說，傳統(tǒng)功利主義只是按照權利取得理想的結果的能力來判斷權利，而并沒有賦予權利的滿足以內在的重要性，可以說，權利滿足本身被忽視了。這一傳統(tǒng)已經被帶入福利經濟學的后功利主義階段，在這里，人們所關注的只是帕累托最優(yōu)和效率。在經濟分析中，較為典型的看法是，權利僅被當作純粹的法律實體，只具有工具價值而沒有任何內在價值。

阿馬蒂亞·森認為，與福利經濟學和預測經濟學有密切聯系的倫理思想十分豐富，遠比人們在傳統(tǒng)上已經認識的或假設的更為豐富。只是一些經濟學理論把許多有意義的倫理思想排斥在經濟評價和行為預測之外。他還強調說明，我們迫切需要對變量集合和變量的影響集合進行補救性擴展，以便把經濟分析中意義的變量及其影響，如倫理，也考慮進去。對于倫理學來說，許多倫理問題也具有我們所稱之為“工程學”方面的因素，它們中間的一些也的確涉及到經濟關系。這是倫理研究應注意的。除了經濟推理的直接應用之外，經濟學對相互依賴和相互聯系這類邏輯問題的重視和研究還具有方法論方面的意義。他一再強調，通過更多地關注倫理學，福利經濟學可以得到極大的豐富，預測經濟學和描述經濟學也可以從中受益。同時，倫理學與經濟學更緊密的結合，也可以使倫理學的研究大受裨益。

4.經濟倫理學的研究緯度。阿馬蒂亞·森的觀點給我們目前正在進行的經濟倫理研究提供了以下啟示：(1)倫理對于經濟來說，它不是一種外部的力量，而是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因此，經濟倫理研究應該注重經濟運行過程的分析，經濟增長各變量及各變量之間的關系研究，尤其應該注意的是道德這一變量或因素在其中的地位、作用與影響。如人的道德觀念與素養(yǎng)在經濟體制改革層面上具有什么樣的意義，在企業(yè)發(fā)展戰(zhàn)略、企業(yè)管理、企業(yè)文化建設等方面，又具有哪些意義。(2)經濟倫理研究注重倫理規(guī)范的探索，這是十分重要的。問題在于，這些規(guī)范的提煉與概括，必須基于客觀經濟關系中形成的倫理關系。如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領域中形成的新的倫理關系。這應該說是我們目前經濟倫理研究所應思考的。因為經濟體制的轉型，我國經濟生活領域出現了許多新的復雜的倫理關系。而且，如果對這些新的倫理關系沒有認真而又全面的把握，經濟倫理規(guī)范的客觀性與科學性就難以充分保證。阿馬蒂亞·森幾次提到經濟學理論有其局限性，但他并沒有完全否定局限性的合理意義。如他講的一些經濟理論是建立在不完全的經濟關系基礎之上，僅就這些，也可供倫理學研究參照。(3)經濟倫理研究，應當合理地將認知層面與規(guī)范層面相結合。一方面要認識、理解經濟活動、經濟關系以及企業(yè)實踐等“是什么”的問題，另一方面要有科學合理的倫理規(guī)范方向，解決“應當怎樣”的問題，這兩者同樣重要。研究中，認知層面與規(guī)范層面應當加以區(qū)別，但不應分裂成兩個獨立的東西。否則，經濟倫理就不可能是“內在的”或“科學的”，要么兩者之間的界限模糊不清，使得事實陳述與規(guī)范陳述都變得沒有意義。因此，認知層面與規(guī)范層面的整合，顯得特別重要。應該說，其中還有很多難點問題需要探討。(4)經濟與倫理之間的交匯點之一，或者說結合點之一，是“倫理相關的動機觀”和“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的價值分析與價值判斷問題。如對人的行為的假設，自利是人的行為中重要的動機，但決不是惟一動機：對社會成就判斷，除了效用、利益等之外，還與善和正義這樣的倫理問題分不開，與人應當怎樣生活以及什么是正義的社會分不開。顯然，這些是道德價值判斷的問題，同樣是經濟倫理研究的終極關懷問題。(5)經濟倫理研究應真正深入到經濟理論和經濟實踐中。阿馬蒂亞·森在本書中主要闡述的是經濟學脫離倫理學從而走向貧困化的問題，同時，他也幾次談到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也給倫理學帶來了不幸。這就提示我們今天的經濟倫理研究，如果不能在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找到相通的語境，不能更好地把經濟學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工程學”的邏輯分析方法、實證的方法運用到經濟倫理研究中去，那么，兩者的分離同樣會導致經濟倫理研究的貧困化。

【參考文獻】

第3篇：企業(yè)管理倫理學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管理科學管理管理哲學化

管理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及其需要應運而生的?？傮w來說，人類的管理經過本能、經驗、科學三個階段，而當下，正在由科學管理向哲學化進步。

一、從本能管理到科學管理

人類由聚居部族到城邦，最原始的管理，沒有任何的經驗可供參考，主要依靠管理者的“悟性”和個人的地位與魅力。那個時候，大凡優(yōu)秀一些的管理者通常被視為圣人，他們是“上帝”或者“道”的化身，他們憑借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理解，開創(chuàng)了一些初始的管理理念，例如中國的“仁政”。東周“百家爭鳴”的時候，諸子開始總結前人的智慧，本能管理已經進入了尾聲，開始進入另一個時期——經驗管理時期。

當人類積累一定管理經驗的時候，借鑒前人經驗成為管理智慧的主要來源，在這個階段，管理者一般都精通歷史，從歷史中找到管理的得失和方法，《資治通鑒》也就是這種背景下誕生的。但是，經驗管理容易厚古薄今，而且經驗畢竟是前人的經驗，不可直接使用。更讓人惋惜的是，中國的經驗管理因循色彩和習慣都很濃重，以至于沒有朝科學管理的方向發(fā)展。

科學管理源起于西方的企業(yè)管理，經過工業(yè)化的催動從而不斷地發(fā)展和完善。到今天為止，從泰勒到德魯克，管理科學已經成了一門內容豐富、使用范圍廣泛的科學。這些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構成了現代社會管理科學，對工業(yè)化和現代化的發(fā)展產生了直接的推進作用。

二、從科學管理向哲學化管理是大勢所趨

科學管理思想是不是人類最好的管理理念呢?答案是否定的。我們從中外管理的實踐與思考的歷史都看到這樣的局限，尤其是金融危機以及以往的經濟問題，印證了西方管理理論的局限甚至失敗。

首先，科學止于人性。科學管理是以物質為基礎的，原先的所說的科學層面的管理，其實都是單模塊的“事”與“物”上的管理，如物流、財務、營銷、生產、甚至人力資源的部分內容。當管理上升到真正的以“人”為本時，科學就顯得捉襟見肘了。

其次，科學管理是分專業(yè)的，是以相對特定的領域和靜止的環(huán)境為前提的?？茖W管理系統(tǒng)，大多是方法和工具，而研究這些具體的方法與工具之間的關系、研究更高層的規(guī)律，尤其是現代社會的人和化無常，確立組織的根本規(guī)律，就需要更高層次的思辨模式了，這就是管理哲學。

當人類管理進入真正的“人本”時期，進入整體思維時期，進入不是對具體表象而是對規(guī)律加以研用的狀態(tài)，就是管理的哲學化開始。管理的哲學化不是否定科學，相反，管理哲學化是以管理科學為基礎的。

那么管理哲學研究什么呢，有人用企業(yè)文化來代替，我認為這是不全面的，按照中國術語來說，管理哲學的內容起碼應包括:立心、立制、立人，其中，立心為本。立心，就是確立企業(yè)的基本精神、性格、價值取向、基本思路，包括企業(yè)在若干問題上的決策依據，如:穩(wěn)定與發(fā)展，合作與競爭，知與行，個體與團體等。這些問題與企業(yè)文化的理念部分有相似的地方，但不是絕對的相等。立制，就是建立企業(yè)基本的運行模式與規(guī)則，尤其包括企業(yè)權利體系，這是企業(yè)運行的基礎。立人，在企業(yè)是培養(yǎng)團隊，在個人則是安身、立命、智慧，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三、現代管理科學發(fā)展的哲學軌跡

現代管理科學的發(fā)展，經歷了“古典管理”、“行為科學”、“管理叢林”，直至今天的“企業(yè)文化”階段。

現代管理科學發(fā)展的第一階段(1900-1930)，是以F•W泰羅、M•韋伯為代表的“古典管理”階段。在這個階段上，主要把近代自然科學成果引入企業(yè)管理，提高效率，但其實質卻把人變成了機器的附庸。

它忽視了人是富有情感、具有主動精神的主體。這個時期，泰羅盡管側重研究管理技術問題，但他卻注意到了科學管理的本質問題。他認為:“科學管理從本質精髓來說，包含某種哲學?！币虼?，有人把泰羅看成是首先提出管理哲學的管理論者。

現代管理科學發(fā)展的第二階段(1930-1960)，是以梅奧、麥格雷戈、馬斯洛等為代表的“行為科學”階段。行為科學的崛起及其廣泛應用，心理學展開了對管理科學的實驗研究，社會學也開始把管理作為社會群體生活的一個方面來加以研究。此外，美學、倫理學、邏輯學等學科也日益與管理學相結合。在上述諸學科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管理方法論、管理心理學、公共關系學、管理邏輯學、管理倫理學等各門分支學科相繼發(fā)展起來。管理的研究方法也就由“古典管理”階段的自然科學數量方法轉向理論研究的哲學思辯方法，以探求管理主體在管理過程中的地位、意義和人文傾向。

現代管理科學發(fā)展的第三階段(1960-1980)，是以多種管理學派并存為特點的“管理叢林”階段。這個階段上的理論把企業(yè)看成是一個開放的社會技術系統(tǒng)，力圖從整體上把握管理與環(huán)境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使得管理實踐和管理理論的哲學色彩大大加深。

現代管理科學發(fā)展的第四階段(1980-)，就是“企業(yè)文化”階段。在這個階段上，把文化學的研究成果，應用到企業(yè)管理中來，充分發(fā)揮文化的作用。在當今企業(yè)經濟活動中，人是最寶貴的財富。許多發(fā)達的國家把聚集培養(yǎng)人才看成是整個管理活動生存發(fā)展的源泉。這就是說，在現代管理中，重視管理主體的價值，進而形成現代化管理的主導力量和核心，是現代化管理思想哲學傾向的重要方面。

四、中國式管理哲學

第4篇：企業(yè)管理倫理學的特征范文

一、相關文獻綜述

（一）旅游學學科基礎研究的背景

不少學者在文章中均探討了旅游學的學科基礎。在略論旅游學的理論體系一文中，王德剛提出旅游學是一門綜合性的邊緣學科，它是以研究旅游的三要素，旅游主體，旅游客體和旅游媒體及其相互關系為核心，探討旅游活動和旅游業(yè)發(fā)展規(guī)律的科學。就是所謂的三體說。把旅游學的理論體系的基本框架分為綜合層，分支學科層， 在分支學中把旅游分為經濟學，旅游管理學，旅游開發(fā)規(guī)劃學，旅游社會學，旅游史學，王德剛先生認為旅游學的基礎是經濟學，管理學，開發(fā)規(guī)劃學，社會學，史學。在旅游六要素的理論屬性探討一文中，翟輔東把旅游分為動力系統(tǒng)層次，主體系統(tǒng)層次，支撐系統(tǒng)層次，在支撐系統(tǒng)層次中提到了相鄰學科和相關部門，在提供系統(tǒng)中提出管理學，經濟學，心理學，地理學，生態(tài)學，文化學和其他，這是一種初級的劃分。龍江智在從體驗視角看旅游學旅游體驗研究一文中，把對旅游的研究分為旅游場管理研究，旅游影響研究，學科共性研究，在旅游體驗研究中，分支學科有旅游體驗學，個體旅游行為學，旅游美學，旅游心理學，旅游人類學，分支學科有旅游地理學，群體旅游行為學，旅游文化學，旅游社會學，旅游人類學，在旅游場管理研究中，旅游企業(yè)管理學，旅行社經營管理，旅游資源學，旅游市場營銷學，旅游開發(fā)，旅游體驗設計和管理，旅游規(guī)劃學，旅游行為管理學，旅游目的地營銷，旅游地形象策劃，旅游可持續(xù)發(fā)展，城市旅游管理學，在旅游影響研究中，旅游生態(tài)學，旅游效應研究，在學科共性研究中，包含有旅游史學，旅游研究方法，旅游倫理學，從中我們可以歸結中旅游學的學科基礎是地理學，文化學，社會學，人類學，管理學，營銷學，生態(tài)學，史學，倫理學。謝彥君在旅游的本質及其認識方法一文中，在探討旅游學與相關學科的關系中，以旅游為核心，把旅游分為空間行為，社會交往，商品交換，審美意識，文化交流，身心體驗，從而導出了旅游學的學科基礎是美學，文化學，心理學，經濟學，地理學，社會學。

（二）從不同的學科視角下考察旅游

與此同時，很多學者也從不同的學科角度來探討旅游學的學科屬性。

在社會學框架下的旅游學學科屬性定位分析一文中，陳才借用社會學關于學科屬性定位的分析框架，對旅游學的學科屬性進行定位分析，認為從學科的認知維度來看，旅游學是一門應用性較強的軟學科，從學科的組織維度來看，旅游學是一門分野度較高而城市度較低的學科，旅游學這些學科屬性的確定，為我們解釋旅游學發(fā)展現狀提供了基本依據，能夠使我們明確旅游學的發(fā)展階段，發(fā)展方向以及應注意的問題，這對于旅游學科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在旅游學研究的時空視角：一種概念性理論框架中，左冰從哲學的視角考察了旅游，提出了“旅游是時間與空間的統(tǒng)一形式”的思想，旅游表現為特定時空狀態(tài)下的社會地域活動，從微觀層面考察，個體旅游者每完成一次旅游活動即實現了一次旅游體驗，從宏觀層面考察，旅游系統(tǒng)是人類在旅游活動中同所有涉及的因子或成員組成的一個時空關系統(tǒng)一體。在基于倫理維度的旅游研究綜述中，文章從倫理學的角度對旅游進行了綜述，王壽鵬，高天好提出對人文關懷取向的研究加以重視，文章從旅游倫理研究的時代背景、現實問題、國內外相關領域研究進展等方成對相關文獻進行了綜述，并認為這一新研究范式將改變以往只注重旅游的“事實”方面而忽視價值方面的片面性，為旅游研究注入了人性的因素，有助于旅游研究進一步走向成熟。（王壽鵬，高天好，2011）此外，還有不同的學者從經濟學，管理學和地理學的視角來研究旅游中出現的某種問題。如在“塌陷”背景下中部旅游發(fā)展的地理學透視一文中，馬曉龍，保繼剛從地理學的視角來研究了在“塌陷”背景下中部旅游發(fā)展的問題。在基于管理學視角的旅游規(guī)劃失靈分析及對策分析中陸相林則從管理學的視角研究了旅游規(guī)劃為什么會失靈的問題并提出了對策。綜上所述，盡管有大量學者探討旅游學的學科基礎，但旅游學的學科基礎仍然不明朗，有必要撰文來探討旅游學的學科基礎，以備進一步研究之用。

二、淺析旅游與 “體驗”的親緣性

（一）體驗的心理學的定義

體驗到的東西使我們感到真實，并在大腦印象中留下深刻印象，使我們可以隨時回想起曾經親身感覺過的生命歷程，也因此對未來有所預感。

（二）體驗的旅游定義

從體驗所具有的性質談把旅游定義為“體驗”的合理性

體驗具有如下的特征使“體驗”一詞運用到旅游定義中的合理性

1、體驗的親歷性：體驗意味著親身經歷，實地領會，明王守仁《傳習錄》卷中指出，“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混融湊泊，而不曾就自己實工夫上體驗?！睆闹锌煽闯鲶w驗的親歷性。旅游也是必須要親身經歷，用體驗來描述旅游恰如其分。

2、體驗的真實性：體驗，是用自己的生命來驗證事實，自己的親身經歷如何不真實，與此同時，旅游也強調真實性，體驗的真實性契合著旅游的原真性。

（三）從旅游的性質談把旅游與體驗的親緣性

從性質方面看，旅游的基本屬性是文化的，旅游的內核是文化。以前對旅游概念的誤區(qū)認識，因為覺得旅游離不開經濟的支撐，故從表象來看表現為經濟活動，但所有的經濟性質的東西都是為了滿足旅游者的內心需求，而從體驗的概念來說，體驗的概念首先是在心理學學說提出，體驗著重強調人的內心活動，體驗的主體是人，人是社會的生物，人在旅游中更多地體驗一種文化，故體驗一詞可以用來體驗旅游的文化性。

（四）從旅游和體驗的相關性談把旅游定義為“體驗”的合理性。

人從出生到現在也是一種旅游，是一次長長的旅游，這種長長的伴隨著人的一生，可以用體驗一個詞來形容伴隨人生的旅途，成功或者失敗，體驗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體驗感性與理性的交織的特性，使體驗帶有超越自我的特性，帶著自己的情感，使體驗成為自己獨特的記憶與經歷，帶著自己獨特的烙印。

三、從不同的角度來劃分旅游學的學科基礎：

由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把旅游定義為體驗具有相當的合理性，旅游與體驗具有相當的親緣性，由旅游學學科基礎研究的背景和旅游學研究的不同學科的視角，我們可以嘗試從不同的視角來研究旅游，同時也給我們啟發(fā)，嘗試從不同角度來劃分旅游學的學科基礎，本文嘗試從旅游與體驗的親緣性和旅游學所涉及學科的重要性來劃分旅游學學科的學科基礎。

（一）從與體驗的的親緣性來劃分旅游學的學科基礎

旅游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由于旅游的核心是體驗這一說法已得到學界的基本認同，筆者也嘗試從不同角度論述了旅游與體驗的親緣性，由此筆者嘗試從旅游與體驗的親緣性角度來劃分旅游學學科基礎，從旅游與體驗的親緣性來看，體驗是通過人心來體驗，在體驗的過程中，人們體驗到的是美和一種文化，故旅游學研究的重點是心理學，美學，文化學，旅游歸根到底是一種文化現象，文化是旅游的內核，旅游歸根結底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心理需求，審美需求， 愉悅需求，上述學科成為旅游學研究的重點是合理的。要滿足人的旅游體驗的需求，需要擴展到異地與人交往和與物交融，故社會學，地理學出現在旅游學的學科基礎中，在異地交互過程中，從馬斯洛的基本層次出發(fā)，人需要基本的吃喝以維持異地交往，故酒店，飯店，旅游社出現以滿足人們的需求，從而帶出了旅游的經濟性，需要研究經濟學與管理學去支撐這個心理現象。最后再擴展到開發(fā)出千奇百態(tài)的旅游目的地以更好地滿足旅游者的需求，從而引致出生態(tài)學，景觀學，營銷學的研究。用圖1表示如下。

（二）從旅游學所涉及學科的重要性來劃分旅游學的學科基礎

從與旅游學的學科基礎的重要性來劃分，旅游學的學科基礎的構成可分為基礎，核心，一般，邊緣學科。哲學是一切學科的基礎，旅游學也要以哲學為指導，故哲學處于基礎學科地位。旅游學是人學，首先研究的是人，故心理學，文化學，美學屬于核心，在旅游學的研究進程中，經濟學為表象，但人在旅游中又涉及到大量的經濟現象，還要進行管理，故經濟學，管理學也位列其中。在旅游中涉及到人的空間位移，旅游目的地資源，故地理學很重要。此外，旅游學的研究還邊緣涉及到倫理學，心理學，人類學，故從旅游學的學科基礎的重要性來劃分用圖表表示如下。

第5篇：企業(yè)管理倫理學的特征范文

國內企業(yè)審美化研究大多是以概念的提出為主。劉玉清提出了幾個關于企業(yè)形象審美化的途徑。吳杏德從管理、產品企業(yè)化等方面簡要論述了審美對企業(yè)的作用。向莉和曹虎指出企業(yè)的產品應當具備審美價值, 并探討了實現這一目標的方法。趙麗萍和王慶紅研究了企業(yè)管理中員工從業(yè)狀態(tài)的審美化等。姚全興在指出了企業(yè)審美化缺失所造成的“反文化審美”現象。黃河濤指出，當人均國民收入達到1000美元左右時，人們開始追求體現在消費中的自我價值的實現。朱愛軍在指出，任何社會變革最終都將落腳到人的發(fā)展問題上,通過企業(yè)審美化可以實現對人的現實性的終極關懷。金元浦提出審美化創(chuàng)新必須重視現代社會的媒介革命與視覺文化的轉向，必須注意現代消費中的新現實。劉開云指出商品的審美需求更能影響消費行為。趙冠聞指出在知識經濟條件下企業(yè)銷售的終極戰(zhàn)場是消費者心靈。

通過相關研究的文獻資料分析來看, 國內外有關企業(yè)審美化研究存在著以下的問題:第一研究對象片面。馬歇爾（A.Marshall）等人研究的主要對象是 “豐裕社會”的“有閑階級消費審美化”， 黃河濤等人認為審美化是在人均國民收入有所提高的前提下的“立美宜人” 。第二理論研究不足。對于相關概念的認識不夠全面深入, 同時缺少對已有文獻的全面綜述。第三研究方法單一。此前的研究基本上采取定性方法，缺乏通過一定規(guī)模的問卷調查來考察企業(yè)審美化的總體狀況和發(fā)展趨勢，研究結果不具有普遍意義，另外也會因為定性分析的缺陷使研究難以深入探詢，無法構建一個適合現代消費訴求的企業(yè)審美化機制。第四缺乏實證研究，使得相關文獻的立論普遍缺乏可靠依據。

企業(yè)審美化研究的趨勢必將遵循“美的規(guī)律”內涵開展。張相輪在“企業(yè)生產的美學原理”一文中提出，“美的規(guī)律”用在企業(yè)生產中包括和諧原理 、消耗最小原理和人的發(fā)展與完善。和諧是指事物協調地生存和發(fā)展的狀態(tài)，它承認事物客觀存在的多樣性和發(fā)生沖突的多樣性, 并主張通過人的思想協調和主觀努力達到多樣性的統(tǒng)一,強調對立雙方的相互依存以及經沖突而最終相互融合，和諧也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的審美訴求。由于受到三聚氰胺、H1N1 等等事件的影響，當代消費者對于健康的關注度急劇提高，他們越來越偏愛天然、環(huán)保的產品，這種深層次的審美訴求要求企業(yè)審美化具有相關的和諧性。在此大環(huán)境下，企業(yè)審美化的研究將會出現一下新的趨勢。第一研究對象的增加，即包含構建綠色產品開發(fā)、清潔生產制造和資源回收利用等層面的具體研究內容；第二理論研究將密切關注和企業(yè)審美化相關的學科成果，諸如管理學、倫理學、低碳經濟學等的沖擊和影響,并借助這些學科的相關理論和方法研究解決企業(yè)審美化機制的建構,避免陷入當前企業(yè)審美化就“審美”論審美的困境；第三研究方法的改變，建立企業(yè)審美化的定量模式并設置一定規(guī)模的問卷調查，科學地構建適合現代消費審美訴求的企業(yè)生產經營機制；第四研究視角的拓展。企業(yè)審美化將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出發(fā)、從后危機時代的大背景出發(fā)，去研究消費趨勢轉型與企業(yè)審美化的互動關系，結合企業(yè)管理的實踐活動，對不同產品的設計―生產―銷售―消費的全過程進行具體的、實證性的分析研究，總結深層企業(yè)審美化的規(guī)律性東西，以指導管理的實踐，使企業(yè)審美化理論為經濟發(fā)展和社會繁榮做出貢獻。

第6篇：企業(yè)管理倫理學的特征范文

基因植入：企業(yè)管理對危機傳播理論的促進

在危機傳播理論的形成過程中，曾得到了來自商業(yè)企業(yè)領域的極大促進，其在這些領域的應用卓見成效。

一般認為，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是現代科學對“危機”展開專門研究的開始。①但是，嚴格來講，其源頭可以追溯到二戰(zhàn)之后。1947年，美國在杜魯門任總統(tǒng)時，即特別在國家安全會議之下，成立了一個危機小組，希望在急迫而又影響國家存亡的重大事件上，能采取立即而又適宜的行動。此后，基于一連串國際重大事件的發(fā)生，如柏林危機、古巴危機、朝鮮戰(zhàn)爭、越南戰(zhàn)爭以及伊朗人質事件等，美國政府在處理這些事件的過程中，歸納出了許多原則。后來，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院長格雷厄姆·阿利森根據美國處理古巴危機的經過寫了一本書《決策的本質：解釋古巴導彈危機》。②這也是眾多研究者將其視為危機研究起點的原因。

而真正使危機管理理論得到極大發(fā)展的標志性事件，卻是1982年發(fā)生的美國強生公司的泰勒諾膠囊危機事件。事件發(fā)生后，由于強生公司對該危機的應對較為得當，成功地避免了企業(yè)可能受到的損害，使得人們認識到危機管理的重要價值。其示范效應極大地帶動了當時的跨國公司等大型企業(yè)對危機管理的重視，也促使管理學領域開始真正重視危機管理理論的研究。

研究者們對危機最初的思考，首先是出于社會結構功能的要求，于是，諸多管理學的知識和理論框架被直接近便地移植到這一領域內并建立起了一些基本的理論系統(tǒng)。這些理論成為此后所有危機研究的話語基礎。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期，隨著從傳播角度介入危機管理研究和實踐的巨大效用的不斷展現，危機傳播管理的研究迅速發(fā)展起來。危機傳播也逐步被更多的社會組織和商業(yè)企業(yè)所接受和認可，紛紛在其原有的管理系統(tǒng)中植入危機傳播管理的內容。

條件影響：社會環(huán)境與危機理念的變化

一般情況下，事物總是在以各種方式不斷進步，進步的過程就是一種否定的過程，而否定處理不善，就可能成為危機?，F代社會，進步的腳步在不斷加快，人類社會的種種文明，隨時面臨著各種危機所帶來的沖擊甚至是毀滅性的災難。用烏爾里?！へ惪说脑拋碚f，現代社會的人們是“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③原本慣常的生活中，一旦我們帶著危機的概念去觀察體驗時，便發(fā)現原來危機幾乎是無處不在的。不唯各種空間領域中充滿危機，在歷時性的考量之下，危機出現的頻次似乎也愈發(fā)在強化著這一社會現象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這種直覺的感受，是和深刻的社會背景密切關聯的。在傳統(tǒng)的社會文化景象中，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田園牧歌、自給自足式的生產生活方式，是“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社會結構方式，這種均衡平和、安穩(wěn)有序和少于溝通，也減少了外在因素所可能帶來的沖擊。當然，即便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人類社會的發(fā)展也充滿了人們對抗自然和人為的種種危機的斗爭。而在今天，人類社會正以加速度的方式突飛猛進地發(fā)展，信息全球化、傳播技術數字化、關系交往多元化成為基本的時代特征，我們正在經歷“全球化”、“信息化”等前所未有的大變局。劇烈的變動之下，社會的各個部分、各個層面，都在不斷面臨互相適應、融合協調的過程，其中任意一個板塊的滯后、缺失，都可能帶來連鎖反應，直至危機出現。如果說傳統(tǒng)社會中出現的危機是區(qū)域性的、既知性的、封閉性的、外部性的，則現代社會中的危機，就是全球性的、未知性的、開放性的、內部性的。

而且，伴隨著信息生產、、分配和消費方式的改變，權力正在一定程度上向公眾轉移，各種新興媒體不斷賦予公眾話語權。話語權不僅帶來了意見表達，而且增加了社會監(jiān)督的機會。而借助新興媒體，公眾又可以迅速方便地找到各種有共同興趣和特征的群體，快速實現組織動員。公眾話語權和社會動員效率又一起促進了公眾參與意識的覺醒，提高了公眾的實際行動能力。這樣，通過話語權、社會監(jiān)督、動員效率和行動能力四者的共同作用，危機爆發(fā)的幾率極大地增加。④

可見，我們正面臨著危機成為社會顯象的時代，也面臨著如何科學應對危機的問題。用一句話來總結，對生活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的人們來說，需要具有這樣一種心智：危機是生活和思維的方式。

內生發(fā)展：作為企業(yè)管理文化的危機傳播

危機傳播的諸多實踐證明，一個小的危機最終往往會激發(fā)起連鎖反應，涉及社會心理層面的原因，以及大眾文化的力量。所以，在今天的危機傳播管理理論和實踐中，將上述的“心智”，內化為管理文化的一部分，是很有成效的。這可以讓我們更加深入地關注人、群體、組織和社會之間的內在關系，以更契合于危機本身的復雜性。

貝克在對風險社會的描述中，就曾提出，風險社會與社會的文化和社會知識結構關系密切。他說：“世界風險社會的政治場域不是大街，而是電視。它的政治客體不是勞動階段及其組織，不是貿易聯盟。相反，文化的符號在大眾媒體中被體現?！雹荻矂t更集中地從文化層面對風險社會進行了一些探討，他提出，風險文化正是對風險社會的自省和反思。

從企業(yè)管理文化的層面來認識危機傳播，更微觀的問題，留待以后再進行討論，宏觀地考慮，需要注意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是企業(yè)管理戰(zhàn)略思想的豐富與改變。在今天的社會環(huán)境下，如何認識和應對危機應該是企業(yè)管理戰(zhàn)略的一部分。在某種程度上，對現代企業(yè)來說，首要的能力似乎不是如何會發(fā)展，而是如何能應對危機，原因是發(fā)展只是快慢的問題，而危機則關乎存亡。將危機傳播管理內化融合進企業(yè)的文化、氣質中，產生出原生性的力量和作用，可以最大限度地幫助企業(yè)適應風險社會的生存環(huán)境。

有研究者認為，在2010年1月的豐田“召回門”事件中，豐田公司之所以表現遲鈍，就與其企業(yè)文化密切相關。豐田公司作為一家日本企業(yè)，其企業(yè)文化也帶有鮮明的日本文化色彩，對產品質量的要求近乎苛刻，這也意味著任何產品質量方面的問題，對他們來說都是恥辱。因此，當出現質量問題時，他們首先想到的不是直面現實，積極解決問題，而是推諉否認，在危機面前采取沉默不語的策略，心存僥幸，想讓事件得以自然解決。這意味著在其固有的企業(yè)文化中，存在與正確的危機傳播策略相抵牾的因素，在其企業(yè)文化建設中，應該考慮到文化的一致性，將危機傳播的思想融合統(tǒng)一進來。

其次，是與企業(yè)自身的特征相適應。從宏觀的角度考慮，每一次具體的危機都是在各種特定的文化氛圍中發(fā)生的，危機傳播管理也需要充分考慮到這種影響因素。在將危機傳播上升到企業(yè)管理文化的層面時，從危機傳播管理體系的建立，組織機構的架構，到具體的風險防范內容、傳播者責權利的確定、危機傳播策略的選擇等，都需要與企業(yè)自身的特征相適應，這樣才能最好地發(fā)揮其效能，使企業(yè)管理文化具有根本性的影響作用。

宣偉伯曾經有過一段著名的評價：“凡是會在一個社會中發(fā)生的事，幾乎全在中國發(fā)生過……從具有這么悠久歷史的中國文化中，一定可以找出不少亮光，讓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人類的傳（播）行為?！雹薏煌膰楹蜌v史，不同的民族習慣和思維方式，其哲學、政治學、心理學、倫理學的理論概括，都會不盡相同。只是我們不能把其差異性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近年來的研究中，有學者就注意到了中國人的心理和觀察習慣對危機傳播的潛在作用，提出應對中國社會生活中的文化心態(tài)進行深描。⑦中國傳統(tǒng)的“德”化傳播、“和”的思想、“利天下”思想等，對危機傳播都存在根本性的影響。對于企業(yè)管理文化而言，注意到這種差異性的特征并與之相適應，在邏輯上是一致的。

注釋：

①根據史安斌的研究，目前可以在權威論文索引中檢索到的最早由傳播學者撰寫的關于“危機傳播”的論文，是1967年發(fā)表的，但其討論的問題，是1961年秋前蘇聯和芬蘭之間的一次外交危機。參見史安斌：《危機傳播研究的西方“范式”及其在中國語境下的“本土化”問題》，《國際新聞界》，2008年第6期，第22頁

②【美】菲克著，韓應寧譯：《危機管理》，臺北經濟與生活出版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版，第I頁

③【德】烏爾里?！へ惪酥尾┞勛g：《風險社會》，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頁

④相關論述，亦可參見馮春海：《“擊鼓傳花”，2.0時代的風險鏈條》，《人民論壇》2011年4月下

⑤【德】烏爾里?！へ惪酥?，吳英姿、孫淑敏譯：《世界風險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頁

⑥余也魯：《中國文化與傳統(tǒng)中傳的理論與實際的探索》，見宣偉伯《傳媒、信息與人：　傳學概論》，中國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

第7篇：企業(yè)管理倫理學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國有企業(yè)；管理目標；競爭意識；責任意識；產權；改革

一、問題提出

從公共經濟學的視角來看，可以把整個經濟分為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兩個部分，其中公共部門又可以分為政府部門和公共企業(yè)部門，國有企業(yè)屬于公共企業(yè)，與私人企業(yè)相對應，應該屬于公共部門，除追求利潤這一共同目標之外，還在一定程度上貫徹政府的特定經濟職能。然而，國有企業(yè)從本質上還是歸屬于市場體系，需要追求利潤，因而國有企業(yè)在經濟結構中一直處于一個尷尬的地位，這種形勢又造成了國有企業(yè)經營管理出現了許多問題。

二、分析我國國有企業(yè)的經營管理問題

（一）從企業(yè)管理目標和使命來看

從國內文獻來看，國有企業(yè)的使命大概可概括為如下幾點：（1）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實現更為平等的收入分配。（2）國有企業(yè)作為推進工業(yè)化的工具。（3）保證國家對戰(zhàn)略部門的控制。（4）經營國有企業(yè)以實現充分就業(yè)。（5）保證國家稅收。（6）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7）克服自然壟斷造成的市場失靈。（8）國家作為大股東強化公司管理機制。（9）利潤最大化，或資產的保值增值?？梢?，除了最后兩點外，國有企業(yè)的經營管理目標基本上為非商業(yè)目標。國有企業(yè)要以公眾為服務目標，追求公眾利益，如充分就業(yè)，控制國民經濟命脈，保證國家稅收等，這就造成了國企既要兼顧商業(yè)效益，又要兼顧非商業(yè)效益，很難進行平衡。數據顯示，以上年實現利潤按比例征收央企紅利為主而實現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2008年、2009年分別為547.8億元、873.6億元，2010年約為440億元。而據財政部公布的數據，2010年國有企業(yè)累計實現利潤近2萬億元，只拿出5%左右上繳“紅利”（數據來源：新浪財經）。這種純粹以利潤為目標，卻并沒有惠及普通民眾的做法，顯然違背了國有企業(yè)的使命，相反，卻讓國有企業(yè)無償占有的大量優(yōu)質資源最終卻并沒有有效利用。

（二）從管理的競爭與效率意識來看

現在的國有企業(yè)是從計劃經濟中脫胎換骨而來的，與市場經濟中摸爬滾打成長起來的企業(yè)相比，在市場競爭意識方面先天不足。國有企業(yè)依靠其行政資源等方面的優(yōu)勢，難以自生強烈的競爭意識和效率意識。國家對于國有企業(yè)的補貼力度是很大的，引用郎咸平教授的數據，可以發(fā)現，1994～2006年國家財政對經營性的國企虧損進行補貼，共計3653億元，而且這期間沒有一毛錢的分紅。2007年之后名義上補貼取消了，事實上依然存在，2007～2009年僅中石油、中石化就獲得774億元補貼，相當于每天7000萬。在信貸方面，根據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劉小玄的研究，國有及控股企業(yè)實際利息率1.6%，個人及控股企業(yè)實際利息率5.4%。如果按5.4%融資費率進行測算，國有企業(yè)在2001～2008年間少支付的利息為28469億元，占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yè)名義利潤總額58%。業(yè)績的增長主要來自于大幅加價。這樣，由于政府對國有企業(yè)的厚愛，讓國有企業(yè)獲得優(yōu)質資源并且壟斷價格，更加使其難以產生競爭意識，結果很多被國企占領的行業(yè)，根本不去理會消費者，依靠其自身的壟斷地位，甚至去剝削消費者，這樣，自然資源沒有被善用，消費者也沒能得到良好的服務。只能造成國有企業(yè)經營管理進一步衰落。

（三）從管理的責任意識來看

相對于產權清晰的私人企業(yè)，由于利益機制的原因，國有企業(yè)缺乏內在的責任機制，需要更為有效的監(jiān)督管理機制。管理學家古德帕斯特指出，企業(yè)必須既要實現自身的利益，同時還要實現必需的社會利益，二者不可偏廢，“既不能造成沒有倫理學的企業(yè)，也不能造成沒有企業(yè)的倫理學”。國有企業(yè)責任意識不強與國有企業(yè)所有者缺位、企業(yè)存在的內部人控制緊密相關。完善的現代企業(yè)法人治理結構，應當是建立在所有者、經營者、勞動者等利益相關者互相制衡的基礎上的。但由于內部人控制的存在，經營者（內部人）在具體經營過程中，往往利用不對稱的信息來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才會出現國有企業(yè)分配不公，國企高管、行賄受賄的腐敗事件。在會計政策方面，由于國有企業(yè)產權的多重性，他們具有不同的行為目標和經濟特征，存在著不同的利益驅動，不可避免的出現不同的利益矛盾或利益沖突，于是，這其中利益上的矛盾就會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造成人之間的“合謀造假”。因此，國有企業(yè)的會計信息一般會受到很大質疑，另外，會計服務于財政；強調生產而非獲利能力；缺乏外部的經管責任都會造成國有企業(yè)會計信息的失真。政府把目標放在產量上，忽視競爭和獲利能力，這就會導致企業(yè)的會計管理十分落后：沒有成本中心，沒有標準成本體系，沒有預測機制，會計的管理功能不能充分地體現出來。這就要求國有企業(yè)建立并完善會計政策與會計制度，努力提高績效。

三、解決路徑

面對我國國有企業(yè)的經營管理問題，本文從管理學角度分為三個層次進行了論述。那么，面對這些問題，需要怎樣去解決呢？由于作者知識能力有限，只能較為簡單地提出自己的觀點與看法。針對國有企業(yè)依靠自身優(yōu)勢、政治資源而缺乏競爭與效率意識方面，并不能像一些人鼓吹的那樣隨意變賣國有資產以達到所謂的國有企業(yè)“市場化”，他們盯著的是國企的產權，他們呼吁把國企賣掉，他們在販賣“一賣就靈”的假藥，他們這些假市場化之名搞改革的，其實是希望這些巨額補貼和免費資源隨著企業(yè)改制，進入他們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的腰包，隨后再以私有產權神圣不可侵犯為由，把這種特殊利益合法化、私有化。我認為，國企現在的種種弊病是因為我們的產業(yè)政策和國企治理出現了系統(tǒng)性偏差，這種偏差讓國企看起來虛胖。對于我們來說，正確的做法是限制國企享受補貼和免費資源，這樣才能逼著國企靠改進技術、降低成本、提升管理來賺錢。換句話說，我們希望國企賺錢、賺大錢，但是有兩個前提：第一，國企賺的錢不是靠濫用壟斷地位搜刮老百姓。第二，國企賺的錢不能自己留著，必須上繳財政，然后返還給老百姓。針對增強國企責任意識方面，要深化國有企業(yè)產權改革，加強對國有資產的監(jiān)管。我們可以有效借鑒“共同治理”模式，讓不同的投資主體的相互制衡機制為規(guī)范構建法人治理結構創(chuàng)造條件。同時，應該切實理順國有資產的監(jiān)管關系，國有資產監(jiān)管機構應賦予國有企業(yè)集團母公司更多的權利，建立“防護墻”，保護子公司、孫公司按規(guī)范的公司制要求進行改造，積極推進股權多元化，并建立清晰的“委托—”和“分權—制衡”體系。

從會計政策的角度來看，由于正在進行改制的國有企業(yè)要對整個社會負責，因而需要建立更為廣泛的會計目標和更為完善的會計政策，需要引入績效導向的預算和以應計制為主的會計體系，建立良好高效的內部管理會計體系，實施更為有效的監(jiān)管與管理。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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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劉美玉.國企社會責任意識亟待加強[J].時局，2005（7）：4445.

第8篇：企業(yè)管理倫理學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商業(yè)地理學；近期進展；發(fā)展趨向

中圖分類號：K902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3.011

1 引言

國內外學術界關于商業(yè)地理學的研究有著悠久的傳統(tǒng)。20世紀80年代以來，僅國內學者有關商業(yè)地理學的理論、方法評介和探索的文獻就不少，主要成果有：陳福義等對商業(yè)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和學科性質的闡述[1]；陸大壯對中國古代商業(yè)地理學的形成、近代商業(yè)地理學的發(fā)展及建國后我國商業(yè)地理學的回顧和前瞻[2]；周春山等人對1984年以來中國商業(yè)地理學研究的主要進展和存在問題的評述[3]；楊吾揚總結了商業(yè)地理學的近期成就，指出了商業(yè)地理學在理論、方法和應用方面的主要研究方向[4]；石憶邵[5]、鄭勇軍[6]分別對農村集市、專業(yè)市場進行了理論與實證相結合的研究。張文奎等人對國外商業(yè)地理學研究的主要課題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總結[7]；侯鋒介紹和評述了西方商業(yè)地理學的基本內容，指出空間分析和區(qū)域研究是商業(yè)地理研究的基本框架[8]；趙榮[9]、蔡宗夏[10]分別介紹了日本、法國的商業(yè)地理學研究主題和發(fā)展特點，指出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日本商業(yè)地理學研究的兩大支柱是商圈研究和商業(yè)地域研究；法國則側重于城市商業(yè)規(guī)劃政策和立法、商業(yè)活動的空間擴展與平衡以及歐洲一體化對法國商業(yè)帶來的契機和挑戰(zhàn)等問題探討。管馳明等人歸納和總結了1990年代以來國外商業(yè)地理研究的若干主要方向[11]；桑義明等人比較分析了國內外商業(yè)地理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論述了我國商業(yè)地理研究的趨向[12]；張萍對歷史商業(yè)地理學的發(fā)展歷程和理論內容做了概括[13]。綜上所述，國內學者對2004年以前國內外商業(yè)地理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和方法方面的評介較多，而對近10年的相關進展關注不夠。本文主要對近10年來國外商業(yè)地理學的主要進展做簡要評介，并對其發(fā)展趨向進行展望。

2 國外商業(yè)地理學研究的近期進展

近10年來，國外學者有關市場和商業(yè)地理學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下列幾個方面：

2.1商品交換、流通和消費的新商業(yè)地理學研究

商品交換、流通和消費是商業(yè)地理學的傳統(tǒng)研究領域。但近年來，隨著消費和創(chuàng)新逐漸成為發(fā)達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消費城市日益崛起，消費范疇逐步拓展，消費層次不斷提升，奢侈品消費引人關注，知識資本的流動日趨頻繁，新商業(yè)地理學便應運而生。

Wilson從商品流通中的社會關系視角，研究了商品交換和消費中的種族關系所產生的社會和地理后果，指出應當重視并處理好商品流通中的包容和排外關系，通過削弱種族障礙將有助于擴展商品流通邊界和消費范疇[14]。Hughes通過對英國食品和服裝零售商學習開發(fā)他們的倫理貿易項目的方式的考察和評價，指出倫理學習實踐不僅有助于產生更多的創(chuàng)新方式以保持企業(yè)盈利、提升企業(yè)競爭力，而且裨益于他們在商業(yè)實踐中成為更負責任的法人公民，從而在知識資本主義形態(tài)的形成中發(fā)揮較好的作用[15]。Hughes還探討了知識流動與跨國貿易和管治的關系，指出知識的交流和傳播對維持地方企業(yè)、區(qū)域創(chuàng)新系統(tǒng)、產業(yè)區(qū)和產業(yè)集群的競爭力具有積極作用[16]。

由商品交換、流通和消費構成的商品鏈或營銷網絡，擁有各類居住于不同地方的行動者，包括生產者、批發(fā)商、購買者、零售商、其他中介商和消費者。然而，以往的大多數研究主要集中于生產者尺度，而較少關注消費者。近年來，零售商創(chuàng)造和控制全球廣泛的供應鏈的能力已經引起了商業(yè)地理學的關注?！靶铝闶鄣乩韺W”認為，生產、交換、流通和消費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商品鏈不只是受到供應商的控制，而且受到消費者期望的驅動，因此，不能將它們分離開來進行“脫鉤”研究，而應當將它們結合起來進行商品鏈或營銷網絡的綜合研究。如Ilbery 和Maye運用供應鏈簡圖，考察了蘇格蘭和英格蘭交界地區(qū)（落后的農村地區(qū)）5種不同零售類型（農場商店、屠宰場、飲食承包單位、專業(yè)商店、超市）的食物供應鏈的發(fā)展，特別是重點考察了這5種不同零售類型的上游聯系及與當地投入供應商的關系的性質[17]。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從中介服務鏈角度進行的研究還極少。因為產供銷一體化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各個環(huán)節(jié)的參與者對利益分配的合理性。此外，商品流通的速度和效率的空間差異也需要引起商業(yè)地理學者們的注意。

近期的另一個進展是對動態(tài)的營銷地理學即商品、消費者及其時空關系之間的聯系的研究，包括消費者能感知的市場、虛擬市場（如電子商務）等市場生態(tài)學的研究探索[18]。

2.2 零售業(yè)國際化研究

在經濟全球化的感召下，零售業(yè)國際化已成為近年來商業(yè)地理學研究的熱點之一，主要內容集中于跨國零售商擴張的過程、動機、區(qū)位布局、進入方式、業(yè)態(tài)選擇、驅動機制、溢出效應、應對策略等方面。

Gereffi從“全球商品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s，GCC）視角，分析全球化經濟的轉變過程及其聯系，認為存在兩種類型的全球商品鏈：消費驅動型和生產驅動型。在消費驅動型商品鏈中，大型零售商、分銷商、貿易公司在出口國（尤其是發(fā)展中國家）中建立分散的生產網絡中起著關鍵作用。在這種模式的商品鏈中，海外次級承包商為全球消費者提供代工服務，因此主要存在于勞動密集型的消費品工業(yè)中；反之，在生產驅動型商品鏈中，跨國公司對資本和科技密集型產業(yè)有絕對的控制力[19]。Dawson從國內市場和目標市場的市場飽和情況、企業(yè)管理者、消費者、國內法律等多個角度對零售商全球化擴張的動因進行了分類[20]；Wrigley和Lowe對Dawson的分類加以擴展，并根據“推動因素”、“促進因素”和“拉動因素”進行了更加明確和細化的分類[21]。Alexander將零售商的全球化擴張動因歸納為滿足國內市場、被動對外擴張、主動對外擴張和以全球化擴張為核心的四種類型[22]。Wrigley認為，從20世紀90年代起，跨國零售企業(yè)的擴張并非為了應對本地市場的競爭，而是通過將資本流入相對安全的新興市場來獲得盈利[23]。

McGoldrick將零售產業(yè)進入市場的方式歸納為六個方面，即許可證方式、掛靠方式、特許經營方式、合資方式、兼并方式、自主開店方式等[24]，此后的研究也大多支持這種分類方式。新興市場中，新的零售形式的出現往往預示著國外零售商投資的進入。Weatherspoon和Reardon回顧了非洲地區(qū)超級市場的擴張方式，并分析其是否會被歐美大型食品零售商所收購，重復其在拉丁美洲、東亞和東歐的模式來滲透非洲市場[25]。Wrigley將跨國零售業(yè)的經營策略分為兩種：一種是標準化經營，采用集中管理的形式，輸出管理理念和文化，并追求購買、市場和后勤的規(guī)?；洜I；另一種經營策略則更為靈活，多與當地企業(yè)合作經營，并在不同的國家開展權力下放[26]。

關于跨國零售業(yè)的空間影響，學術界的研究成果頗豐。首先，跨國零售業(yè)的進入會對當地零售業(yè)產生影響，可能導致當地零售商被擠出市場，或對當地大型零售商造成壓力，促使其聯合經營[27]。其次，跨國零售業(yè)在不同國家的零售商中產生競爭[28]。Rocha和Dib分析了沃爾瑪進入巴西后外國和本國零售商的應對策略[29]。第三，跨國零售商的購買決定會對當地供應鏈產生巨大的影響[30、31]。

需要指出的是，跨國零售商的進入不僅改變了當地購物的傳統(tǒng)性質，而且改變了城市和社區(qū)的命運，同時還會引發(fā)當地原有零售業(yè)格局的重構。零售商供給戰(zhàn)略的全球化增強了他們在本地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及本國市場的集中化程度，這些變化都對任何一個地方的零售商的實力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然而，關注跨國零售商與東道國市場的體制和受規(guī)章限制的環(huán)境之間的相互作用的案例研究較少。況且，這些影響既是相互的又是雙向的，正面影響和負面影響并存。Coe和Hess以東亞和東歐為例，對零售業(yè)國際化對當地供應網絡結構的影響及應對策略進行了實證分析[32]。Mutebi探討了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政府對大型跨國零售企業(yè)迅速擴散到它們的城市地區(qū)的不同政策反應，及其對城市社會經濟和環(huán)境面貌的影響[33]。Wrigley和Currah考察了跨國零售企業(yè)崛起中電子商務面臨的組織挑戰(zhàn)，指出地方、空間和嵌入性繼續(xù)影響著多渠道分配中的新經濟發(fā)展[34]。

另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與本地化有機結合的時代潮流中，跨國零售商的戰(zhàn)略本地化同樣是其擴張進程中的重要議題?？鐕闶凵叹哂袠O高的地方嵌入性，主要表現在：跨國零售商設法建立和維持廣泛的商店網絡。采購他們的產品以滿足各種消費文化的需求，管理與本地供應基地的聯系及其擴散。Coe和Lee通過對韓國Samsung-Tesco聯合經營公司的實證研究，剖析了該公司的戰(zhàn)略本地化的三個特征：產品本地化、來源本地化、職員和戰(zhàn)略決策本地化；指出跨國零售商的戰(zhàn)略本地化是一個隨時間演進的動態(tài)體系概念，而地方化應被視為具有對母公司產生更廣泛影響潛力的雙重動態(tài)體系[35]。

近年來，一些學者在研究跨國公司及其區(qū)位選擇時，還開始關注卷入全球零售分配體系中的企業(yè)結構和網絡的異質性[36-38]。

2.3 購物中心的吸引、擴張與競爭研究

Maryam和Heidarzadeh從消費者的視角評價了伊朗購物中心的吸引力因素，以最大似然法估計相關矩陣，從而得到消費者在購買行為中最重視的是購物中心的租戶組合形式以及購物環(huán)境[39]。Aloys和Cindy對荷蘭2004年后新頒發(fā)的零售政策下大型購物中心的吸引力進行評價，主要以問卷調查的形式，對大型購物中心的交通可達性、停車場、主要商業(yè)街長度、商鋪類型、主力店類型等因素進行了模型分析[40]。

由于不同國家的跨國零售企業(yè)在同一區(qū)域或城市的空間擴張而引發(fā)的新的競爭格局成為近期的研究熱題。Graff選擇三個最大的折扣鏈Kmart、Target和Wal-Mart，比較分析了它們的區(qū)位擴張戰(zhàn)略及其競爭狀況的差異性特征[41]。研究結果顯示：這三大折扣鏈均采用超級購物中心的形式進行擴張，但它們的擴張區(qū)位與競爭狀況存在明顯差異，Wal-Mart的超級購物中心數量最多且分布較廣；Kmart和Target將其超級購物中心集中于少量的大都市地區(qū)；與Wal-Mart和Kmart相反，Target則將其超級購物中心布局在中產階層而不是藍領職員為主的大都市地區(qū)；Wal-Mart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戰(zhàn)勝了它的超級購物中心競爭者，現在正面臨著主要雜貨鏈的競爭。

Brandao Antonio等人比較了一座城市的兩個購物中心的競爭關系發(fā)現，購物中心的商鋪總利潤雖然少于百貨公司，但購物中心中的商鋪卻沒有動機入駐百貨公司，相反，百貨公司會將自身分解融入到購物中心中[42]。

Lee和McCracken從商業(yè)活動的向心運動和離心運動兩個方面，比較分析了在商業(yè)服務全球化背景下，美國丹佛市和澳大利亞布里斯班市的購物中心的區(qū)位演變過程和特征，揭示了兩地購物中心的區(qū)位變化的動力機制的相似性和差異性，它們的差異性主要體現在：布里斯班的購物中心仍然傾向于中心城市布局，而丹佛的購物中心則呈現出郊區(qū)化態(tài)勢，這種差異性與兩個城市不同的購物中心開發(fā)政策及產權制度相關[43]。

2.4 市場接近性、市場規(guī)模與產業(yè)區(qū)位的研究

Davis和Weinstein將赫克-俄林的新古典比較優(yōu)勢模型和克魯格曼模型結合起來，以OECD國家為例，對“國內市場效應”（Home Market Effect）進行檢驗，證實“國內市場效應”對OECD國家制造業(yè)的細分具有重要作用[44]。Behrens基于對市場規(guī)模所依賴的“職能等級”的觀察，通過對交易商品和非交易商品的比較分析，探討了市場規(guī)模對產業(yè)區(qū)位分布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交易商品通常存在“國內市場效應”；而對非交易商品，這種效應的存在主要取決于產品差異化的程度[45]。高的產品差異化程度一般支持“國內市場效應”，而當產品能夠充分替代時，一種反向的“國內市場效應”就可能出現。

2.5 商業(yè)空間重構與消費者選擇行為研究

Halbert運用修正后的統(tǒng)計和制圖方法論工具，分析了巴黎大都市區(qū)從傳統(tǒng)單中心城市向多中心城市演進的過程中，中心城區(qū)與郊區(qū)次中心的經濟地位的互動演變態(tài)勢，證實了巴黎大都市區(qū)內部商務服務業(yè)的分散化與核心商業(yè)區(qū)的擴張是并行不悖的，因此，核心商業(yè)區(qū)衰退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46]。不過，他認為“分散化不可能成為21世紀大都市區(qū)的典型特征”的大膽預言尚為時過早，仍然需要進一步觀察和檢驗。

盡管學術界對零售商與消費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做過一些研究，但全球和地方供給結構及消費者生活方式的巨大變化對消費者長期行為的累積效應的研究卻關注不夠。Clarke等人以英國港市Portsmouth為研究背景，通過對1980年和2002年消費者購物態(tài)度和購物行為所進行的兩次大規(guī)模問卷調查，首先從當地商店之間的選擇這一地方層面，探討了零售業(yè)重構對消費者選擇的長期影響效應，以期廓清零售業(yè)競爭與消費者選擇經驗之間的聯系[47]。Jackson等人又從商店內部的選擇這一更微觀的鄰居和家庭層面，通過深度訪談，探討了零售供給的選擇過程及其與消費者空間選擇的關系[48]。結果表明：消費者在商店之間的選擇可以根據可近性和便利性來理解；而消費者在商店內部的選擇則與價值觀、價格和質量有關。而且，消費者在商店之間和商店內部的選擇受到其家庭背景的強烈影響。由此可知，必須將消費者的選擇行為與其家庭背景關聯起來進行分析。

2.6 市場潛力與區(qū)域經濟發(fā)展研究

Athreye和Keeble基于英國中小企業(yè)創(chuàng)新調查數據，定量測度和分析了專業(yè)性的技術中介服務市場和企業(yè)行為對區(qū)域經濟發(fā)展的作用[49]。他們認為，專業(yè)技術中介服務市場的發(fā)達程度是形成區(qū)域經濟發(fā)展的結構性差異的一個重要因素，而這種結構性差異又與區(qū)域內企業(yè)的技術行為和比較優(yōu)勢的差異密切相關，正是企業(yè)的技術行為差異帶來了生產組織形式的差異，而技術行為差異又源自勞動分工的深化和專業(yè)性的技術中介服務市場的出現。

Head and Mayer基于克魯格曼的新經濟地理學思想，即一個國家的生產要素收入與該國到達巨大市場的運輸成本（距離是關鍵指標）有關，通過構建市場理論潛力與可達性之間的關系模型，論證了市場潛力對于經濟發(fā)展的長期影響，證實了市場潛力是人均收入增長的有力驅動因素[50]。

Watson認為，在英國城市地區(qū)，城市研究者更多關注的是大型購物中心，傳統(tǒng)的市場幾乎成了被忽視的公共空間。因而他選取8個不同類型的傳統(tǒng)市場，通過對這些樣本市場上所發(fā)生的各種社會活動的考察，探討了作為公共空間的市場的社會潛力。他得出結論：市場作為一個場所，能夠為不同的社會群體提供一個重要的公共和社會活動空間[51]。他的研究拓寬了我們對這種城市空間的理解，可視為市場社會地理學方面的一個研究嘗試。

2.7 商圈與集聚經濟研究

商圈研究曾是商業(yè)地理學的傳統(tǒng)研究熱點，主要集中于商圈生命周期理論、商圈空間結構演變、商圈與交通可達性、商圈劃分模型、商圈租金等方面。商圈與集聚經濟研究近來也受到關注。以往文獻對集聚經濟的測度多集中在制造業(yè)，或關注生產力、工資、人口等要素。一般認為，商業(yè)業(yè)主之間之所以趨向集聚，很大程度上是受顧客需求多樣化的影響；集聚力是通過企業(yè)與消費者之間的相互作用產生的。日本流通學者石原武政認為，形成商業(yè)企業(yè)集群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能夠降低消費者成本；二是解決消費者商品需求種類遠遠大于供給方能力的矛盾；三是集群內店鋪對外部的依存關系[52]。也有學者認為：商圈內外部經濟、范圍經濟、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效率提高以及乘數效應是影響商業(yè)企業(yè)集群的主要原因。Drennan和Kelly則另辟蹊徑，從辦公樓租金的視角來研究集聚經濟，通過分析美國49個樣本調查區(qū)域的120個主要辦公樓市場過去18年的租金變化特征，并構建模型來定量測度集聚經濟對辦公樓租金水平的影響效應，結果表明，大都市CBD中的辦公樓市場存在集聚經濟，而中小城市和郊區(qū)辦公樓市場中的集聚經濟效應并不明顯[53]。

3 商業(yè)地理學發(fā)展的新趨向

3.1 創(chuàng)意商業(yè)逐步崛起

創(chuàng)意商業(yè)是指建立在創(chuàng)意產業(yè)基礎上的、以提供商品展銷、物流、結算、信息咨詢、投資、科研、休閑、體驗等方面的創(chuàng)新商業(yè)和商務服務。如瑞典、芬蘭、丹麥、挪威、冰島等北歐國家，為了促進各國創(chuàng)意產業(yè)之間的聯系，打造世界級的創(chuàng)意集群，在著力提高創(chuàng)意產業(yè)的企業(yè)化與創(chuàng)造力的同時，積極發(fā)展創(chuàng)意商業(yè)，通過建立泛北歐創(chuàng)意知識產權咨詢服務、設立泛北歐創(chuàng)意投資基金、推動北歐創(chuàng)意投資俱樂部、樹立對“北歐品牌”的忠誠度、發(fā)展北歐創(chuàng)意集市等一系列舉措，來振興和拓展創(chuàng)意商業(yè)，增強其全球競爭能力[54]。隨著全球創(chuàng)意集群的成功推進，創(chuàng)意商業(yè)及其空間差異將會成為未來商業(yè)地理學研究的新熱點。

3.2 節(jié)能店鋪正成為低碳商業(yè)發(fā)展的新潮流

近年來，隨著低碳經濟日益深入人心，環(huán)保和節(jié)能問題備受關注，低碳城市發(fā)展如火如荼，低碳商業(yè)亦方興未艾。在特易購（Tesco）、沃爾瑪等商業(yè)巨頭的引領下，采用了先進的智能能源管理系統(tǒng)的節(jié)能店正成為低碳商業(yè)發(fā)展的新寵。這種節(jié)能店大規(guī)模應用了全新風換氣系統(tǒng)、冷凝水回收系統(tǒng)、電子膨脹閥、高效節(jié)能風機和高效電子整流器等一系列國際頂尖水平的節(jié)能設備，從而實現了空調、冷凍冷藏以及照明的低能耗[55]。據分析，這些節(jié)能店在提供綠色環(huán)保商品的同時，預計可節(jié)約能源25%-30%左右。因此，低碳商業(yè)及其空間發(fā)展模式同樣將會成為商業(yè)地理學研究的興奮點。

3.3 倫理商業(yè)與倫理貿易日益受到重視

商業(yè)和貿易競爭中的公平性或平等性是商業(yè)地理學關注的又一個核心問題。國家、區(qū)域或城市之間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差異性易于導致商業(yè)和貿易競爭中的不公平性，進而影響到其間商業(yè)和貿易的可持續(xù)發(fā)展。20世紀90年代以來，零售商的供應鏈之間的競爭日益加劇，全球供應鏈的公共政治意識也不斷增強，零售商如何學會把倫理貿易規(guī)則和標準納入到主流的供應鏈管理體系之中，便成為他們面臨的重要實踐任務。尤其是在知識經濟時代，商業(yè)企業(yè)的倫理道德和社會責任就顯得格外重要。因此，很有必要加強對商業(yè)企業(yè)和貿易機構的社會審計方面的培訓以及倫理貿易方面的學習和培訓，提升其倫理貿易方面的法人意識和社會責任感，既是商貿企業(yè)和企業(yè)家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途徑，又是公平貿易向倫理貿易推進的關鍵舉措。倫理商業(yè)和倫理貿易地理學有可能成為新的生長點。

3.4 商品流及市場網絡系統(tǒng)的研究愈益深化

市場特別是大型市場既是商品、信息、交通和服務的集合地，也是批發(fā)企業(yè)之間、批發(fā)企業(yè)與零售企業(yè)之間、批發(fā)企業(yè)與生產企業(yè)之間的橫向聯合基地。當前這些大型市場大多已從純粹的交易場所轉變?yōu)榧灰渍故尽}儲、物流配送、加工、研發(fā)中心、辦公、食宿、休閑、娛樂等多功能于一體的現代生產經營流通模式，成為研發(fā)設計中心、制造中心、交易中心、信息中心、物流中心、會展中心、創(chuàng)業(yè)企業(yè)孵化器、檢測中心、培訓中心等交互融合的區(qū)域創(chuàng)新合作網絡。這些大型市場“綜合體”已遠非昔日的傳統(tǒng)市場，它們對市場經濟發(fā)展的推動作用日趨重要。市場的發(fā)育與創(chuàng)新不僅有助于促進企業(yè)結構和產業(yè)結構轉型與升級，而且有助于產生全新的商業(yè)模式。同樣，企業(yè)和產業(yè)的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不僅有利于為市場的成長和壯大提供強大的支撐，而且產業(yè)鏈的細分、拆解、重構、融合、交織和滲透，也必然會對原有商業(yè)模式提出創(chuàng)新的要求。傳統(tǒng)商業(yè)區(qū)位研究的主要不足在于“均質、靜態(tài)、封閉”等幾個方面[56]。新的商業(yè)區(qū)位研究必將突破這些不足，以“異質、動態(tài)、開放”的新思維，深化商品流及市場網絡系統(tǒng)的綜合研究。如Yan和Molly對美國三種主流零售場所（中央商務區(qū)，CBD；生活休閑中心，Lifestyle Centres；封閉式購物中心，Enclosed Shopping Malls）進行了比較分析，探究這三種類型零售場所的零售性質對消費者購買行為的影響，以及消費者對這三種零售場所的接受程度，首次將近年新興的生活休閑中心納入到購物中心的研究體系中來[57]。

3.5 定量分析和模擬仍然是商業(yè)地理學發(fā)展的一個新方向

定量化和模型化既是當前商業(yè)地理學研究的一個薄弱環(huán)節(jié)，又是商業(yè)地理學發(fā)展的一個新方向。借助GIS技術和手段，采用數學模型和空間統(tǒng)計分析等方法對各類商業(yè)活動中心、全球商品鏈（GCC）、全球生產鏈（GPC）、全球市場網絡（GMN）展開定量分析和模擬將是未來商業(yè)地理研究者的一個新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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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企業(yè)管理倫理學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中國農村；道德秩序；《西北農村道德觀察書》

[中圖分類號]C912.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3）08-0152-03

一、當代中國農村面臨的道德困境

中國當代農村社會正處于邁向現代化社會的大發(fā)展時期，經濟轉型、社會轉軌、觀念轉變，人與土地、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在裂變。在此情勢下，如何面對儒家傳統(tǒng)倫理道德與社會生活分化這樣的現實境遇，如何使傳統(tǒng)與現代化相互批判又相互為用，沿鄉(xiāng)土走向完美的結合，這是歷史賦予我們當代人的使命。一個難以回避的事實是中國人千百年來安身立命之依憑的傳統(tǒng)倫理道德，在現代遭遇了強勁的挑戰(zhàn)，工業(yè)文明和城市化的急遽發(fā)展，改變了傳統(tǒng)道德賴以生存的土壤和條件，現代的政治批判和曲折的意識形態(tài)解構，加劇了這一變化所引帶的效應，使得傳統(tǒng)道德倫理與我們的現實生活越來越疏離。從目前國內道德問題的研究成果看，大多注重理論導證和邏輯推演，容易流于道德善惡的簡單化甄別，而忽視田野調查和實證分析。無論從縱向還是橫向看，對區(qū)域性倫理關系及道德規(guī)范的研究方面，顯得比較薄弱。尤其對農村社會倫理關系的變遷與道德流變等問題的研究偏于空疏，鮮見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段鞅鞭r村道德觀察書》無疑在新形勢下農村道德的研究方面做出了積極的探索。該著的出發(fā)點是西北農村地區(qū)的道德問題，落腳點卻是整個中國農村社會道德秩序的重構。

道德的演進是一個長期自發(fā)演進的過程，有其自身的規(guī)律和相對獨立性。我們也要看到，從更開闊的理性視野來構建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發(fā)展要求的道德，仍有重大現實意義。面對新的道德場景和現實倫理難題，中國當代農村社會如何將傳統(tǒng)倫理道德的優(yōu)良成分最大可能地融入人類文明的普世性追求及其路向之中，并在高度融合的普遍主義倫理觀念中保存并凸顯自身的價值與意義，無論政府、民間還是學術界都是迫在眉睫的問題。

西北農村地區(qū)的道德傳統(tǒng)雖然延接并歸屬于中華民族的道德傳統(tǒng)譜系，但由于遠離中原腹地的地理位置和多民族、多宗教特點，決定了該區(qū)域道德現象的多變性、豐富性和復雜性?！段鞅鞭r村道德觀察書》（以下簡稱《觀察書》）以考察改革開放30年來西北農村地區(qū)道德流變中獨具特色的軌跡為進路，全方位梳理這一特定時段內西北農村地區(qū)道德現象的豐蘊狀貌，提出西北農村不同于中原的中介性特征；分析儒家倫理、宗教倫理、世俗倫理等相互交叉又相互作用的倫理機制，并且作出從局部到全局的拓展式研究；將道德考量與西北農村地區(qū)的社會文化發(fā)展聯結起來，面對特定的新的道德場景和普遍意義上的現實倫理難題，通過審慎思考與研究，對目前中國的社會道德建設有所助益。

二、考察農村社會道德問題的幾個基本路徑

細究起來，農村的道德問題關涉很多方面，但從大處看不外乎經濟倫理、政治倫理、婚姻家庭倫理、人際交往倫理、職業(yè)道德倫理與環(huán)境倫理。抓住這六個方面，就能提綱挈領地抓住農村道德問題的關鍵?！队^察書》正是從這些最基本的問題入手的。該著的研究是從宏觀視角打開，闡釋了道德的本質屬性、道德生態(tài)的概念及道德隨社會發(fā)展流變的客觀規(guī)律，對國內外的研究現狀進行了簡要的述評，歷史地考察了西北農村地區(qū)的道德譜系，仔細分析了改革開放以來該區(qū)域道德生態(tài)的變化及其特點，指出該區(qū)域所面臨的道德困境。

該著借鑒經濟倫理學的研究成果，從經濟倫理的角度，探索西北地區(qū)農村經濟制度或體制與倫理道德的變遷。作者通過對西北地區(qū)農村經濟制度或體制倫理的宏觀歷史考察，以及改革開放以來各經濟環(huán)節(jié)中倫理問題的中觀研究，總結出這一地區(qū)農村經濟倫理中的基本道德規(guī)范主要有勤勞、誠信、公平和節(jié)儉等，這些規(guī)范一方面表現為農牧民的德性，另一方面也表現為農牧民的道德規(guī)范。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研究可以看作是對農村經濟倫理的微觀研究。

該著對西北農村地區(qū)村民政治倫理即政治角色或政治身份認同、政治價值理念、權利和責任意識、政治情感和態(tài)度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考察，并對這一地區(qū)村民政治倫理的變遷及原因進行了深入分析。隨著傳統(tǒng)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國家與社會、公域與私域、政治與倫理不斷分化，逐漸顯現出比較清晰的界線；無論從政治的思想理念、價值追求來說，還是從政治的制度設計、制度運行以及政治主體的活動來說，都離不開倫理道德的規(guī)范和引導，對于正在進行村民自治的西北農村來說，村民將成為農村政治生活的最重要的主體，他們的政治倫理也隨之成為決定這場政治改革成敗的關鍵因素。

道德最有力量的支撐點是家庭。作為所有社會組織中反映社會生活變化最敏感、最迅速的單元，家庭結構以及相應的家庭倫理關系、道德規(guī)范對處于社會轉型做出了相應的反映。該著指出，現代文化所表現出的多元化、世俗化、個體化傾向已經逐漸進入西北農村地區(qū)民眾婚姻家庭構建過程中，這二者交融的狀態(tài)使得當代西北農村地區(qū)民眾的婚姻家庭倫理觀顯示出更加理智、務實的特點。

30年來，隨著市場經濟在中國大地的全面推進，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提升，但毋庸諱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較之以往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人際交往倫理顯得越來越復雜?！队^察書》較為詳盡地考察了西北農村地區(qū)人際交往倫理變化的特點及這種變化產生的原因、動力及影響等。按先生的界分，中國社會的結構是因循“熟人社會”締結的。市場經濟越來越占主導地位的現代社會更多的是“陌生人”社會，誠信、公平、正義是關鍵詞。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市場經濟與鄉(xiāng)村民主政治的發(fā)展，西北農村地區(qū)的人際交往關系從傳統(tǒng)的重地緣、血緣、人情、面子、關系等逐步發(fā)展為重人品、利益、能力等，具有長期性和連續(xù)性的傳統(tǒng)農村人際關系被改變，人際交往的對象、交往范圍擴大，金錢交易與人情交易并存的新的農村人際交往關系出現。

隨著上世紀80年代中期市場經濟步入中國，農村社會發(fā)生了歷史性變革，農牧民階層開始分化，這使得農村人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價值觀發(fā)生了巨大變異。對于農牧民階層分化后所引帶出的道德問題，以往的著述關涉偏少?！队^察書》系統(tǒng)地考察了西北地區(qū)農牧民職業(yè)分化和西北地區(qū)農牧民職業(yè)道德的現狀及不足，并對提升西北地區(qū)農牧民職業(yè)分化與職業(yè)道德提出了思考和建議。關注西北地區(qū)農牧民職業(yè)分化的速度和水平就是在關注西北地區(qū)農牧民的現代性，關注西北地區(qū)農牧民的職業(yè)道德就是在關注西北地區(qū)農牧民職業(yè)分化過程中的道德性。在加速農牧民職業(yè)分化、增強農牧民現代性的同時，不可忽視其職業(yè)道德的養(yǎng)成，這也是農牧民過渡為一個現代公民的關鍵。

人類塑造環(huán)境，環(huán)境也塑造人類。中國人的環(huán)境倫理觀中，并不存在造物主與造物的截然對立。巨大的頻發(fā)的各種災難，映襯出人在自然面前的脆弱和渺小，講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是傳統(tǒng)中國人的最高理想。西北地區(qū)的自然條件差，生態(tài)系統(tǒng)嚴重失衡，但人類生產生活又必須向大自然索取，對人類賴以生存的外部環(huán)境和自身造成了極大的傷害。當下西北農村環(huán)境倫理的變遷過程及出現的問題、西北農村社會對于環(huán)境問題的管理模式及其所暴露的問題，已經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但人們的環(huán)境保護意識仍然普遍淡薄，這是眾所周知的。該著從態(tài)度與行為模式與社會重構、民間與政府的生態(tài)對話、民眾的參與式管理以及需要應對的生態(tài)策略與文化教育的普及方面，探討了這一問題并提出了相應的社會行為觀點。歸根到底，人與自然的共生共榮是最理想的價值目標。

不難看出，《觀察書》闡述的是西北農村地區(qū)的道德如何重構，進而延伸到中國農村社會的道德如何重構。面對中國傳統(tǒng)倫理道德與現實社會生活分化這樣的境遇，要建立符合時代節(jié)律的農村道德新秩序，必須汲取中華民族道德傳統(tǒng)中的優(yōu)良成分，借鑒異域優(yōu)秀的道德成果，構筑農村社會的當代“文化場”，夯實經濟基礎，集合政治力量，實現農村人的全面發(fā)展。

三、 探尋當代語境下中國農村道德問題研究的新視角

隨著社會實踐的日新月異，道德問題也發(fā)生了巨變，這需要研究者轉換考量的視角?！队^察書》的學術視野無疑是開闊的，該著借用現代生態(tài)學理論和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理論，創(chuàng)新性地提出了“道德生態(tài)”觀念，并指出作為人類文化生態(tài)的一部分，“道德生態(tài)”是人類道德的社會性、歷史性和綜合性的生存狀態(tài)。因此，在研究中不僅注重西北農村地區(qū)道德問題自身及其有形外觀，更注重它們所依賴的結構性環(huán)境。該著從一些獨特的視角透視了西北農村地區(qū)的道德生態(tài)：一是在考察道德倫理現象時，十分注重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結合，還注重西北農村地區(qū)倫理所賴以生存的文化生態(tài)及其各部分之間有機關系的考察；二是十分注重多民族、多宗教等民間多元文化之下西北農村地區(qū)道德倫理特質的考量；三是注重農村經濟發(fā)展后逐漸析離出的各個階層，如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yè)管理者、農民工群體、本色農民、村干部等道德樣式的考察。

《觀察書》對西北農村地區(qū)道德生態(tài)既因循傳統(tǒng)學理分為經濟倫理、政治倫理、婚姻家庭倫理、人際交往倫理、職業(yè)道德倫理、生態(tài)倫理六個方面去考察，又創(chuàng)造性地對每個方面設計出衡量社會道德狀況的各類指標，每一類指標再細分為若干項子指標，通過這些指標對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西北農村地區(qū)的道德生態(tài)變遷與現狀進行考察。該著綜合運用倫理學、經濟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等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對調查資料進行多角度透視分析，將宏觀（群體）考察與微觀（個體）考察結合起來，將現象考察與規(guī)律揭示結合起來，將機理考察與準則提煉結合起來，勾繪出西北農村地區(qū)獨特的道德生態(tài)變易的視圖，并將之置于現代市場經濟的場域下，置于中國社會建設運動尋求發(fā)展的大背景下，考察其折射與碰撞的“匯聚點”。把道德生態(tài)的變遷放在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運用社會文化變遷理論，細究該地區(qū)道德傳統(tǒng)在演進中分離、佚散、流失的圖式，深刻剖析其變遷、演化與消解過程。

從歷史變遷角度看，西北農村地區(qū)的道德正處于農業(yè)文明與現代文明交織互構過程中，其特點為道德主體由傳統(tǒng)一元走向現代多元、從半封閉型走向開放型，道德意識由單向度走向多層化。從共時性的變化看，西北農村地區(qū)的道德正從重義輕利走向義利并重、從道德律令的刻板走向道德法則的寬容，道德價值取向從重整體本位走向集體與個體的統(tǒng)一，道德追求從內斂型走向積極進取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肯定集體主義倫理原則的前提下，承認個人追求自己經濟利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為社會經濟的發(fā)展注入了活力與動力，充分調動了農牧民的生產勞動積極性。除集體主義倫理原則之外，西北農村地區(qū)經濟倫理主要體現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更加講求權利平等、機會平等、等價交換、契約信譽等倫理。經濟與倫理的雙向效應困擾著西北農村地區(qū)的道德建設，過度的逐利思潮侵蝕著西北農村地區(qū)的道德主體，西北農村地區(qū)的道德教化空間正被分割，農民階層的分化加強了西北農村地區(qū)道德建設的復雜性、艱巨性。較之于東部沿海地區(qū)、發(fā)達城市，西北地區(qū)整體經濟發(fā)展水平低，農民的職業(yè)分化程度遠遠低于全國水平，分化的速度慢，影響西北地區(qū)農民職業(yè)分化水平的來自于農民自身的主觀因素，該著對這一問題納入職業(yè)道德的視野來考察和分析。善于面對社會上出現的熱點、難點問題，這是該著在研究取向上很突出的優(yōu)長之處。

研判當代中國農村社會的道德問題，必須將研究觸角放置于社會文化轉型的背景中，運用文化變遷的理論，客觀辯證地評價西北農村地區(qū)道德傳統(tǒng)的現實價值與時代適應性，分析現存道德與社會和諧的關系、道德生態(tài)與地方社會發(fā)展的關系、新農村建設的關系。難能可貴的是，《觀察書》提出了建立符合時代要求的農村社會道德新秩序的幾個動力，即文化動力、經濟動力、政治動力、社會動力。這些新鮮而不失準確的論點很值得我們去關注。如果仔細歸納一下，《觀察書》主要有五方面結論：其一，道德的流變既有客觀根源又有主觀原因，其中經濟、宗教、階層、主體需要等因素對道德流變的影響較大，必須站在“中觀”立場，辯證地考量與推究；其二，要正確面對儒家傳統(tǒng)倫理道德與社會生活分化這樣的現實境遇，使傳統(tǒng)與現代化相互批判又相互為用，引發(fā)當代農村社會道德精神的內生力，豐富和發(fā)展中華民族道德傳統(tǒng)中的優(yōu)良因子，借鑒多元文化的優(yōu)秀道德成果，構筑適應時展的農村社會“文化場”；其三，誠信缺失是當代中國最具危害性的道德問題之一，要構筑以農村人的全面發(fā)展為目標的“人心工程”，重建農村社會信任結構；其四，在繼承傳統(tǒng)的基礎上，以開放的心態(tài)對待現代道德傳統(tǒng)，保持良好的主位意識，守護、整合各類積極道德因子，多體共融，形成符合當代中國的道德體系；其五，道德的流變既是客觀現象又有主觀原因，其中經濟、宗教、階層、主體需要等因素對道德流變的影響較大，必須站在“中觀”立場，辯證地考量與推究，尋求中國農村社會道德秩序的重構與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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